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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马 “最高裁判官”还大大扩大了他们权力的范围，增加可以施行补救的交易类型，修改契约形式以适应商业需要，并推行合理辩解（辩护）和作证的方法。这些诉讼程序在其处理契约和交换纠纷的范围内，也扩大适用于强制履行“bonae
eidei（按字面解为诚信）契约”。在罗马法中，“诚信契约”属于最富弹性的契约类型，本来只适用于少数几种以特殊和信托为基础的关系，诸如监护人和受监护人的契约关系，涉及带有互相承担义务的双边协议等。可是，罗马“最高裁判官”却开始在“诚信”的前提下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商务安排据称也都是以“诚信”为依据，诸如商业结社或建立合伙关系，容许集资和分担风险等。信托关系可以包括在“诚信契约”之内，如“张三”有一笔钱无法投入市场，可将钱交托“李四”代他使用。如果诚信契约的一方未能履行约定，或者“张三”要查帐，那末，他向罗马“外事最高裁判官”起诉，就可获准强制履行义务，估计应赔款额，或由官方命令结清帐目。这类赔偿都要依据 程式 ，即一种诉讼制度，与今天西方各级法院的诉讼程序非常相似。
这种 程式 是 “最高裁判官”依据双方陈述而作的办案报告，虽然方式僵硬而且繁复，但与过去相比已更适宜于推究实情。这种报告同时也是“最高裁判官”对审判员，即“承审法官”的案情介绍。它以指派“承审法官”为开端，接着便是一段“纠纷摘要”（demonstratio），一段“争端说明”（intentio），然后是一项对“承审法官”在听证以后如何判决的“判案指示”（condemnatio），或者是一项指令，通过确定每一方所提要求之值并予以最终评断后，对双方有争议的要求作出调停与裁定。在“争端说明”和“判案指示”之间，“最高裁判官”还会简述引起答辩或反诉的抗辩——亦即exaceptio，replicatio，duplicatio
——等等。盖尤斯给我们举了一种“程式”的简单案例涉及出售一名奴隶的诉讼，双方当事人是“张三和李四”。这宗讼案所涉及的是“售让契约”（emptio
renditio），这是最基本而又很重要的一种“诚信契约”。
兹派某甲为承审法官。纠纷摘要： “张三”经向“李四”出售一奴隶。争端说明：若“李四”显然应付“张三”一万塞斯特斯。判案指示：着承审法官即行责令“李四”向“张三”交付一万塞斯特斯；否则宣判无罪。
中世纪律师从罗马人承袭了沿用至今的以公司为 “法人”这一概念，它指一个虚构的摹拟人，有权买进、卖出和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其要求。法人组织容许集资经营，其资本积累能远远超过个人或合伙企业。区别在于：由各成员协议形成的合伙经营从法律角度看，始终是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组合。要起诉合伙经营，请求法庭判决强制处置其成员的资产，就必须传所有合伙人到庭。而要使合伙经营者本身到庭，则一般必须以其所有成员的名义提出诉讼。但是，一个法人却将其股东的实体，化为本身的共同摹拟人格，“自己”就可被控诉或提出控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法人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其在中世纪开始采取的形式，乃是其股东或成员不负担入股数额以外的义务 ——这就是“有限责任”观念。一个富有的人可将其一部分财富投入一个法人，其余部分不会有受到损害的危险，万一法人经营失败，他无须以其个人的其余财产偿付法人无力偿付的债务。就罗马企业而言，法人是否曾以这形式存在，颇有疑问。西欧在许多世纪后，对于一般承认有限责任的原则，还存在很大分歧。但中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却可以回溯到公元３世纪一位主要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bian
）说过的话，而不去注意他所写的或许只是罗马国家为某些特殊目的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人阶级。乌尔比安写道：“Siquid universi
Atati，singalis non debetur，necquod debet universitatis singali debet．”——大意是，一个法人的财产和债务，不是其每个成员的财产和债务。乌尔比安还更进而强调这一点，说法人即使只有一个成员，亦成为有别于该成员的法律上的实体。诸如商业公司，中世纪城市，以及整个罗马天主教会，这形形色色机构所具有的法人特征，或许是导致乌尔比安的话成为所有罗马法学中受到最多评论的原因。
“万民法”还对罗马法庭，尤其是对“外事最高裁判官”赋予权力，可以通过对同一案中提出的反诉下令审理，以合理的方式调停争端。例如，假定“张三”和“李四”在账务上有过一系列来往，互相进行过买卖，而“张三”指控“李四”对某次购货没有付款，“李四”则在同一讼案中提出反诉，指控“张三”在那一系列交易中曾有某次尚欠付款项。或者，假定“李四”曾以某货伪劣为由而未付款，而“张三”则诉清付款，那末，“最高裁判官”就可以下令在同一案中断定所欠数额和货品质量，而对“李四”则只能按其依法当付的数额判决。这看来十分粗浅，因为很难设想一种合理的法律制度，会要求将上述任何案件分作两案审理。可是英国普通法法庭直到１８世纪，法国世俗法庭大概要到 17 世纪，都还不允许听取反诉。等到罗马法恢复并被吹嘘为“自然衡平法”和“良心法”，反诉权利才恢复。
任命 “外事最高裁判官”是许多办法之一，据此，一个无权扫除旧制度的新兴阶级，就能创造出与旧制度并行的新制度为自己的特殊需要服务。于是，为较早不同社会关系服务而创立的旧体制，便能迅速地被清除掉它一度含有的实质。它所实施的法律规范，为许多从新制度中借来的东西所渗透，而同时仍保持着它古老特性所赋予的尊严。因此，罗马“市民法”便始终保持着那个虚构之词，说它是从“十二铜表法”和古罗马共和国的立法承袭下来的，尽管它已被有财有势的新商人的工具——“万民法”逐渐压倒。到公元前 150 年，向“民事最高裁判官”提出诉讼的程序已变得同向“外事最高裁判官”提出诉讼的程序一样了。
约在公元150年，罗马法学著述开始大量出版，后来它们成为中世纪罗马法知识的依据。这些由皇帝和法律学者撰写的著作，在西罗马帝国日渐走向结束时变得越来越枯燥无味，而且内容器乏。这些著作大批被编纂整理，摘要抄录，并按主题分类。罗马皇帝格雷戈里乌斯（ Gregorius）在公元 294 年曾有这样一次编纂，包括的时期起自哈德良（Hadrian， 117 — 138 年在位），迄他自己在位之时；君士坦丁（Constanatine）和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两帝，也曾下令进行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编纂工作。
最著名、最完整、并对中世纪资产阶级最有影响的一部汇编《民法大全》（ Corpus
Juriscivilis），是在公元 6 世纪由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它共有三个部分：（一）法典本身，系自哈德良时期至公元 553 年的历代皇帝诏令：（二）“学说汇纂”，与前编相似，但包括公元 1 世纪至 3 世纪罗马帝国主要法学家和法律思想家的论著；（三）“法学阶梯”，这是为法律学生编纂的前两部分的内容摘要。尽管“法典”和“学说汇编”所选录的诏令和学说在时间上，都不早于公元 1 世纪，但其中多处为引证某特殊法规或惯例的古老性，而追溯到更早的古典罗马法律概念。对于最早的法学家例如盖尤斯尤其如此，他们的著作都在“学说汇纂”中引述。
因此，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并非创新，他完成的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是把成千上万皇帝诏令和法学论著分类整理，通过选定公元533年通行的惯例或法规来消除矛盾，并使全部内容有了系统序列，按题归类于相应的法律范围如：契约法、所有权法、家庭法、诉讼法、犯罪法，等等。 “民法大全”取材的原始资料绝大部分均已佚失：我们仅能从这部汇编的各页中获知其中一些。
然而，查士丁尼仅是一位在君士坦丁堡当政的东罗马皇帝。他所编纂的这部法典在11世纪以前对西欧的商业惯例似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罗马法律观念不再存在，尽管当时西欧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需要运用这些观念的商业生活；它们仍然存在于地方风俗、寺院习惯，以及诸如《西哥德人罗马法》（ Lex
Romana Visigothorum）之类的不完全的法律集成。约在公元 506 年编成的这部法典被归功于权力基地在西班牙的西哥德人领袖阿拉里克二世（AlaricⅡ）。那时期有一些寺院，仍为罗马法律和拉丁学术的中心。但是在此时期，商业生活无疑随着公元 476 年西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