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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科举制也有相当中肯的评价，如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4〕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又说：“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5〕
钱穆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认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6〕。1955年，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7〕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学界的科举研究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由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经过客观地研究，这才知道人们对科举的坏印象原来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地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
例如，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研究员曾谈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8〕。
有的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9〕。有的学者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后认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10〕。
科举考试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说带有某种超越帝制时代的特征。有的论者认为：“科举考试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11〕
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12〕。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有的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官吏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13〕。
甚至还有学者说，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功莫大焉，然而中国自己却在1905年宣布取消科举制，放弃了文官考试的思路。从那时开始，中国倒退了一千三百年，重新采用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乱点鸳鸯谱”也就在所难免了。“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14〕。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应该恢复科举考试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的多数论者认为科举的弊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内容问题，即明清两代主要考八股文，这不合理，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然而，甚至对八股文这一科举中最为“丑陋”的部分，也有不少学者要为之平反。例如，1996年海南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八股文观止》，作者对八股多有肯定。启功、金克木、张中行的《说八股》一书纠正了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一书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八股文体。
至于说西方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总体上说要比中国人对科举的评价高得多。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就曾指出：“尽管有其缺陷，但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15〕有不少西方人还认为科举制重要性不亚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6〕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院所制作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上学习计划，便将《科举制度》列为中国文明的一个专题。
正是在为科举制平反的大趋势中，“科举学”应运而生。“科举学”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为科举制平反的含义。在彻底否定科举的学术大环境中，是不可能提出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的。不论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科举总是一种客观存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对待科举，总体上可以说是从蔑视到重视、从激愤到冷静、从片面到全面、从批判到借鉴、从政治到学术。“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释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17〕。
总之，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成为一个趋势。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为科举平反，确实是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才提出的。当不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时候，人们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态度，便自然会得出为科举制平反的结论。
二、科举评价的误区
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出现各种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这里略为辨析几个认识误区。
1．科举无法选拔真才
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他们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范进、孔乙己当然也反映了历史真实，但归根到底总是文学人物，而科举曾选拔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物，远比“范进”、“孔乙己”来得可信。我曾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代及近代作家共六百零二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三百四十一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六，而且这还不包括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因此可以说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多数文学家是科举出身者。
科举的目的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员，从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才，这说明科举制的选才功能是发挥出来了。宋太宗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8〕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因此，总体而言，科举是能够将传统社会的真才选拔出来委以重任的。
2．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
在探讨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将主要矛头对准科举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而缺乏具体分析。中国的科技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明清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主要怪罪科举。唐宋两代重视科举，尤其是宋代科举地位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