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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期间，他和老舍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曹禺回忆说：
开始，我们手头比较宽裕，住十五美元一间的房子，那是让人家捉了大头的。后来，我们的钱不够用了，就住一元钱一间的房子，有时干脆躲起来不见客人了。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得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①他很佩服老舍先生。那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但老舍把时间抓得很紧，一有空闲，就伏桌写作，赶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他们思念祖国，常常去百老汇一个小胡同里，那里有一家天津人开的饺子铺。老板一个人又是厨师又是跑堂。只须两角钱，就吃上一顿美味的家乡饺子，就好像回到祖国一样。他们就这样形影不离的，在一起生活了１１个月。但是，曹禺要回国了，他觉得在这里已经没有他可做的事，而老舍还要留下来，坚持写完他的《四世同堂》。他舍不得离开老舍，但又无论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当他们即将分手的那天，老舍亲自把曹禺送上车，朝着那远行的车子频频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别了，老舍！别了！美国。他也许还要访问这个国家，但是，一定是他认为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
曹禺传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第二十五章 盼望艳阳天
也正是春寒的季节，曹禺从美国悄悄地回来了，他不愿惊动朋友，也不愿抛头露面。长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国便住进医院里。这时，已是１９４７年的１月。
２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黄佐临家里，佐临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样，把他从医院接回来。
他的学生梅朵是这样描写归国的曹禺的：曹禺先生去美国的时候，脱下了他的长袍，换上了西装，领带打得很整齐，皮鞋上面拭掉了惯常有的泥污，曹禺先生突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他从来不修边幅。
先生那时的心境很好。不但他希望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那时的政局也未令人绝望，大家都还觉得幸福的日子离得并不远。他看见欢送会上年轻人热情的眼睛，他的心里也被这热情燃烧成一团火。说实在的，谁能与先生比较，像他那样的用自己的激情去生活，快乐时可以疯狂，痛苦时立即流泪。
带着希望去的，驮着阳光去的，然而这一年来，祖国的天空是一重重的阴霾浓云卷了过来。在美国，他要说的话，他要呼喊的声音，却不免因此低沉暗涩，当那一位曾经与他合作演出《原野》的伟大志士倒下去的时候，那比什么消息都更沉重啊！心上的暗影再也抹不掉了！先生不爱说他的感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激情的人，当时，他会痛心疾首地掉泪的。
希望淡了，阳光遮没了。在这样的心境里，他估划着在美国做的事有的只能搁下了！到最后，他的心更迫不能待的要回来了。但是，是悄悄回来的，而且又悄悄的换上了他的长袍。不必和去时比较，今天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得更坚决地去对待。①他悄悄地回来了。
他去美国时曾经有两个想法：一是把我们近代的剧场运动介绍给美国戏剧界，一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得到一笔捐款，用来为我们没有经济基础的剧场打打气。但是，从国内却接连传来内战的消息，特别是李公仆、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那些念头全部打消了，再也没有心思顾及捐款的事。尽管在美国生活得不错，但他还是日夜思念着战乱的祖国，他总觉得祖国有他可做的事情，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来后，一切的一切都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仅仅只有一年，整个的空气全变了。全面的内战，全国到处都又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一丝和平的影子也见不到了。物价飞涨，灾民遍地，特务横行，民不聊生。这血腥的现实，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看得更清楚些了。
总得要养家糊口，他先是应熊佛西先生的邀请，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黄佐临介绍，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
回国之后，他和党更加接近了。他的学生刘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都在上海，他们关心着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这一方面是师生的情谊，同时，也是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请曹禺参加一个读书小组，他欣然答应了，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到离市区较远的上海育才中学聚会一次。他们共同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读些其它的革命书刊。师生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当然，不单是书刊的内容，还有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这些讨论，使曹禺对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信心。他觉得同这些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不但给他带来愉快，更给他鼓舞和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禺还有过一次“解放区之行”，他竟然从上海到了解放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救济总署的署长蒋廷黼，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他要找些作家为救济总署作宣传，就通过《新民报》的记者韩鸣去找张骏祥、茅盾和曹禺，请他们去视察河南省的花园口，说是有一架飞机要去黄泛区。茅盾因为有别的事情没去，曹禺、张骏祥和韩鸣就以记者的名义去采访。蒋廷黼请他们去，是想借这些文人来吹吹他们的救济总署，但曹禺和张骏祥却事先商量好，打定主意不讲话，不过是借机到外边看看，也许能搜集到一些创作的材料。飞机自然是美国的，飞行员也是美国人。而曹禺和张骏祥都装作不懂英语，免得同美国人打交道。
抗战期间，国民党把花园口炸了，黄河决堤，使得黄河改道，不但造成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同时，更造成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想恢复黄河故道，而故道的所在地已是解放区了。那时，他们还想搜集黄泛区人民生活的材料，准备写剧本的。
飞机由上海出发，在黄泛区上空巡视，但是，一个美国人上了飞机就支持不住了，晕飞机，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这自然十分扫兴。那时，救济总署和美国人也有矛盾，救济总署扣住救济物资不给解放区，但有的美国人偏要例行公事，责备救济总署不给解放区粮食，而国民党却不愿公开给，就把粮食偷偷地放到一个地方，让解放区去拿，拿走还要打个收条，他们好报账。一次，他们到了尉氏县，听说一位解放区的县长刚刚离去，曹禺和张骏祥商量好，非要采访这个县长不可。他曾结识过不少共产党人，但是，解放区的县长又是怎样的呢？他很想亲自一睹这位县长的丰采。机会来了，他们目睹了这位县长同美国人的争论。美国人谴责解放区拿了救济总署的粮食，气势汹汹。这位年轻的县长，在洋鬼子面前毫无奴颜婢膝，堂堂正正地驳斥了美国人的诬蔑，并且尖锐指出，美国人帮着国民党打内战，为蒋介石撑腰，驳得这个美国人哑口无言。这位县长给曹禺以深刻的印象，曹禺回忆说：我记得是在一个庙里，这个县长很年轻，农民打扮，有一杆枪，还有一个警卫员。他把一个叫马骥的救济总署的人驳得一塌糊涂，把那个美国人也说得无言可答。他很了解美国的情况，在美国人面前，他同国民党的官截然不同，他讲出了中国人的心里话，讲得有理有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县太爷”，一点儿官气也没有。可是对国民党，对美国人，他好凶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小学教员。①
在上海，曹禺还遇到一件蹊跷的事。
一天，在中央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罗明来找他，罗明也是他的学生，把一封信交给曹禺，这是一个女工写的信，告发曹禺的，说曹禺同这位女工同居后又把她抛弃了。这把曹禺搞得摸不着头脑，气得他直打哆嗦。不容曹禺分辩解释，罗艺赶快安慰说：“万先生，您别急，您偶尔干了这样的事也没啥了不起！”好像曹禺真的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这一来，曹禺更生气了，他说：“这是造谣，这是诬蔑，我怎能做出这样的事！”罗艺这才醒悟过来，他误会了万先生，赶紧赔不是，骂起自己来。曹禺说，“这件事非搞清楚不可！”上海这个地方历来是谣言制造厂，什么诬蔑和欺骗的把戏都会搞得出来的。
他先是让他的学生李恩杰去查访这个女工的下落，他叮嘱李恩杰，无何如何要把这个女工找到，他不仅关系到他的名誉，而且事实上已有人给这个女工带来侮辱和损害，他当然得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也很想把那个冒着他的名义干坏事的人查出来。这个女工很快就找到了，约好到南京路上的新雅酒家会面。曹禺由李恩杰和张家浩陪着，早就恭候在那里。这位女工来了，他们请她坐下来叙谈。坐了许久，这位女工感到奇怪，就问：“你们不是说曹禺也要来吗？怎么还没有来呢？”曹禺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曹禺。”女工更觉得奇怪了，她气愤地说：“你们把我骗来同曹禺见面，可他没来，你们也是坏人，你们骗我。”曹禺以温和同情的口吻说：“你的确受骗了，你碰到的那个‘曹禺’才是真正的坏人，他是冒充我的名义来骗你的。我向你保证，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一定帮你找到那个坏人。”这位女工从曹禺诚恳而和蔼的态度中，才知道自己受了坏人的骗。据说，这位女工因为这件事连工作都丢掉了。坏人是查也查不出来的，在那样一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在那样的腐败动乱的年代，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件事，使曹禺对那个社会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