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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了许多美国朋友，如著名的剧作家琼斯（ＬｅｒｏｉＪｏｎｅｓ），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创办人黑人妇女都华（ＥｌｌｅｎＳｔｅｗａｒｔ），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李欧梵、夏志清等。在百老汇大街蓉园有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老师，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同这些同胞谈起来，使曹禺增添了一种故乡温暖之感。这些老师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这就更多了谈资。当这些朋友告诉曹禺，许多大学都把曹禺的剧本当作课文讲授时，他十分高兴。
４月１２日到１５日，到印第安那大学访问，由罗郁正、李欧梵安排，到达普鲁明顿，下榻于印大学生联谊中心，他和英若诚住在一个颇有气魄的套房内。在罗郁正家里的一次聚会，一时罗家门前车水马龙，到会的人有５０余人。在印大观赏了由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教授导演的《日出》，曹禺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话剧的创作》的讲演，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由始至终是轻松而热烈的。印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特意送给曹禺一件别出心裁的礼物：一把导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谢说：“我一定要继续写作，我自己写不完，我会叫我的儿女来写，也会请朋友们继续写。”
４月２０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访问。在柏克莱接受了远东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的宴请，晚间在陈若曦家里聚会，作陪的有李欧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别置备了中国茶点，大家开诚相谈，从国内政治经济到剧坛影坛的种种情势。４月２２日，在柏克莱的大学生中心“棕橡树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学术演讲，谈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回答一些美国朋友的问题时，他感到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就此，他说：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历史问题、生活习惯、个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态要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满清时代，您老人家到我们家来，我们正处在挨打的情况下，就自然呼您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自然不礼貌。后来，您把我们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这些官吏就改称您们为“洋大人”。直到现在我们与外国有极复杂的关系，中国有３０年的隔阂，但始终是一条心，我们就有“外宾”的称呼，现在则叫“贵宾”。历史是这样的奇怪，我们得用颠倒的方式来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访问，增进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过不少报道。如夏志清写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刘绍铭的《君自故乡来》，水晶的《长夜漫漫欲曙天》，这些报道观点不同，角度各异，但均可看出海外侨胞、美籍华人作家增加了对祖国的了解，对曹禺及其剧作也均有坦爽的评价。夏志清在开始接触曹禺时，颇感失望，但在几次接触中增进了互相理解。曹禺曾去听他讲课，并把《王昭君》赠他，另外还赠他一件小小的礼品。夏志清说：“礼物是一只浅绿色的小象，看来是由一块雪花石膏ａｌａｂａｓｔｅｒ雕刻而成的，非常晶莹可爱。曹先生虽然记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称我为‘Ｃ·Ｔ·夏教授’），显然对我不无好感，临走前还托人带给我一本书，一件礼物，真的很为其友情所感动，先在这里道一声谢，并祝他在访游美国期间，珍视身体，多多保重。”对曹禺剧作的评价也在变化着，他说：“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对曹禺批评较苛，惟独对《北京人》另眼相看，认为它比《雷雨》、《日出》、《原野》好得多。……后来刘绍铭写曹禺博士论文，同意我的看法，也肯定《北京人》为曹禺真正的杰作。这几年因为教书的关系，每年重读一遍《雷雨》、《日出》，《雷雨》我一直认为不佳，对《日出》却增加了不少好感，曹禺处理银行经理潘月亭、书记李石清、小职员黄省三三人之间的关系，尤其精采。有机会真想把曹禺全部作品看一遍，再来评断它们的高下。”写过《曹禺论》的刘绍铭，在同曹禺的接触中，也修正了他过去评价的偏颇。他说：“我首先向曹禺招供，如果我今天重写《曹禺论》，我对他剧作的评价，会高得多。我对《雷雨》和《日出》二剧批评得极不客气，理由不外是那时我刚念完比较文学的课程，眼中尽是希腊悲剧以来的西方戏剧大师，而把曹禺的作品与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等人，平放着来看，那曹禺自然吃亏些。”如果没有偏见，随着他们对祖国现实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相信会对曹禺及其剧作作出更加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占去他时间最多的是社会活动，但并未因此使他对新时期话剧的发展失去关注。不管他多忙，大凡有新剧出来，他总是要看的。他注视着、思索着话剧创作中的问题，他关心着青年剧作家的成长。
打倒“四人帮”之后，话剧创作在一段时间是相当繁荣的，在冲破思想禁区上领了先，如《报春花》、《救救她》等社会问题剧久演不衰，受到观众欢迎。但是，他却十分锐敏地感到，在一些社会问题剧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刚读过《文艺报》上发表的孙犁同志的《文学和生活的路》，谈得很深刻，他那么解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是非常合理的。当前，我感到有个极大的问题，无论写戏，写小说，写什么东西要有思想性，思想性我并不反对，但是，怎样体现这种思想性，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一出戏，有个官僚主义者，另外必有几个正面人物是代表正确思想的，于是按两种思想写成两种人物，形成两种思想斗争，这样写成一部剧。当然不是那么笨拙的，也有曲折，也有故事，但是，终避免不了这么一个套子。这种戏需要不需要呢？当然也需要，这就是社会问题剧，针对当前社会上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写出戏来，看这些戏也是让人激动的，觉得讲得有道理。过去只敢写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现在思想放开了，甚至连老干部都敢写出他的问题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写下去，是很令人担忧的，这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把文学仅仅搞成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该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比如《权与法》，这部戏即使全国都上演了，是不是“权与法”的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再搞特权了，这很难说的。为什么说这样写的路子是狭窄的呢？你们看所有大作家的好作品，都不是被一个问题限制住，不是被一个问题箍住了，他们把整个社会都看过想过了，观察生活思考生活的范围比较开阔，也比较深入，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不是按作家规定的思路去想，而是写出让人思、令人想的作品，让你想得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甚至思索人类。《红楼梦》、《水浒》没有鲜明地提到某一个社会问题，却把整个社会反映出来了。《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看见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看见什么人物就写什么人物，不是真正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深思熟虑过的，真正在自己感情世界中感动过的，就拿来写，这样的戏写出来，也许可以感动一时，但不能感动永久。我是不赞成这样一种写法的，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太讲究“用”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创作世界性的作品？这是颇令人深思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在我们看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确有世界性。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预先规定的主题。我以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和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应该是一片一望无际、繁花丛生的大地，碧绿碧绿的草原，牛羊遍野，一派生机，天地广阔。我真是盼望有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问世啊！①不久，他就写了《戏剧创作漫谈》，发表在《剧本》１９８０年７月号上，更深刻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在戏剧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关于戏剧创作，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有滔滔宏论，也有短小剧评。他谈古代戏曲，谈现代戏曲，谈莎士比亚，谈易卜生，谈奥尼尔，也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导演，谈表演，也谈及舞台美术。即使是短短一篇，他决不应付。有时应报刊之约写一篇剧评，他也是反复琢磨，数易其稿。他想的是，哪怕三言两语，也要对人有所裨益，有所启发。有一次《文艺报》约他写一篇《上帝的宠儿》的剧评，催稿很紧。头一天写就一稿，读来不尽其意，翌日清晨起来重写，直写到午后两点钟，那种叫真的态度，对于一个有病的老人，委实令人感动。在这些文章中，凝结着他毕生创作的经验教训，也蕴含着他对当前创作的沉思，有热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