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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材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日以继夜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何放水从来没想过。我们不惯泡澡，也嫌泡过澡的水不洁，所以更要赶早，早在乡人下池之前，用脸盆舀出池里的热水。前一晚就开始紧张，相互约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还在天边，就已经上路。洗出回来，太阳刚刚升起。这一日，乡路上络绎着的，都是披散了黑发，红扑扑脸的女人，有意放缓了脚步，享受身上的轻暖清新。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发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材。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若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