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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无数的碎片重新汇集起来变成一条波涛滚滚的心灵暗河，在千万的青年人心中演绎着文学光辉中的爱情和命运，同时也映照着黑暗却并非虚无的生活。「罗亭」、「安娜？5卡列尼娜」、「奥勃洛摩夫」、「于连」这些人物形象，仍像鲜血一样在那一代年轻人身体里涓涓地流淌和活跃，积蓄着他们迟早一定会爆发的青春力量。也正是这些能量的积蓄，才让一九七六年伟大的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悲壮地演出，才导致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啓蒙运动井喷式的爆发，让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有历史的依托。所以，我们回望令人动情的八十年代，不能不回溯七十年代黎明前暗流涌动的阵痛。因为，一切历史都有其成因。历史也从未间断。
二○○八年八月八日
探讨，整肃与命运*
发布： 2009…3…20 09：27 ｜ 作者： 许成钢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师于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马斯金。为十多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在十多个主要国际经济学及法学期刊发表过论文。曾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发展署、英国财政部、欧洲开发银行等做过顾问。
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许成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今年夏天母亲在中关村的家里找出来的，还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书和一九七五年上访的文稿。刚巧最近北岛提到要编撰关于七十年代的专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传来她的相关回忆，好像骤然间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记忆，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来没真的远离我。
我们习惯把历史以十年计，这种断代法常有不尽人意之处，可当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的确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在监督劳改的过程中，我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并搞了不少技术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那十年，我从阶下囚到所谓「科举及第」，对历史无足轻重，而对我自己却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忘了当年到底复写了多少份，给多少人寄过，总之，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证之一。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一九七四年为我的「案件」所下的结论，主要是组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因此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说到这份书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开始时，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我最大的兴趣是工程，清华附中有很好的无线电业余小组和实验室，我的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无线电上。那时我已开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和相关的数学，沉醉于技术设计和发明。我出身不好，父亲许良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见诸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后被迫离职到农村当农民；母亲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及降职处分。不过，我在政治上还算活跃，文革前我是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即使遭到残酷整肃，他们仍持有非常正统的观念，并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好学生。
而文革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为学校里每日的话题。文革最初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清华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团中央奉党中央之命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层层打招呼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如同当年的右派学生。随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红卫兵」。
一时「红卫兵」成了文革主力军，矛头指向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学生干部，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这有如晴天霹雳——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紧接着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华大学出现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国主席成了革命的对象。让我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一九六五年我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读过一九五七年的相关报刊文章及评论。莫非我父亲十年前就说对了？*
刘少奇的「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和邓小平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试图弄明白，到底甚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甚么？打击的是甚么？甚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毛泽东一再发出各种指示，总体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简单的路线斗争，而是阶级斗争。随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打击面也越来越广。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在清华大学的激烈辩论中有一种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阶级斗争，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关于文化革命，对我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过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构成基本的阶级矛盾。文革就要发动人民大众同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斗争。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辩论对我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群众冲突的升级，让我对文革更感到困惑。为了试图理解这一切，我刻意与外界拉开距离，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量阅读毛未发表过的文章和马列原着。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让我震惊，例如，我们不要迷信马克思，马克思无非是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没关系，我们搭个梯子就能爬上去？8943。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疯狂岁月，毛关于「不要迷信」的说法让我茅塞顿开，我的理解是对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对毛本人。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谈话，他屡次提到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说：「人们叫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他自己最希望是「伟大的导师」，其他都不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领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宗教般的影响力。而这和他所说的「不要迷信」有冲突。
我开始阅读以前较少涉猎的社会科学书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首先自以为找到打开理解现实的钥匙，那是普列汉诺夫的两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唯物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识到毛作为伟大个人在历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起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伟大个人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我并不怀疑毛泽东思想，只是认定个人迷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自由的思考让我欣喜万分。但关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性质。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武斗更加激烈。夏天，我随清华附中一拨同学，还有几个哈军工大学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属我年龄最小，我主要是想与年长的同学讨论我心中的疑问。刚到江西省莲花县。就发生激烈的武斗，造反派把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们是从北京来，在当地很轰动，保守派生怕北京来客会产生滚雪球效应，立即调动了数千武装民兵，把我们团团包围。而造反派要我们撤离，以免被对方置于死地。我们狼狈不堪，半夜里翻墙逃走，昼伏夜行，从江西翻山越岭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