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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初，团党委对我的案件给了一个正式的结论。结论把我定案为「组织全国九个省市和军队的阴谋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目标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这个结论始终让我莫名其妙，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究竟我有甚么九个省市的网络组织，而夺权更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结论最后的签注日期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但是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五年。母亲在亲历了建国后诸多的政治运动之后，坚持我必须为这个错误的政治结论上诉，因为这有可能影响我一生的命运。这样，从一九七五年年初开始，我不得不时常中断我在北大荒乡下的学习和设计，准备我的上诉材料。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回到北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递交上诉材料。曾经找到父亲的好友，四十年代的浙大同学吕东明，又通过他的儿子吕匡益将上诉的材料通过他的一个同班同学递交到其父——当时的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手里。希望通过他给兵团一个批示，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解决我的问题。同时，母亲还带着我到当时总参作战部部长家里，希望他帮助从军内解决我的「困退」问题。该首长曾和我母亲是同乡同学，并且曾是我外公的学生。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对我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杭州见我的父亲。这是一九六二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以来，十几年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一九六二年最后见父亲时，我才十一岁，一九七五年时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到杭州见到父亲时，他几乎都认不出我来了。当时我还带了好友车洪生同行。他是我在清华附中最要好的同学，我们一起讨论过很多理论问题，一九七○年之前我曾和他通过很多信来讨论理论问题，并给他寄过我的论文。当时父亲非常急迫地想要见我，见面之后才知道，他急着把我这个十几年未见的儿子找来，除了叙父子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跟我讨论当时的形势。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治理整顿风之际，「四人帮」又开始反扑，父亲当时非常担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心「四人帮」会篡权，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灾难。他迫切希望同我讨论我的人生，同国家的前途相关的我的人生道路。
虽然当时我已经很多年被迫和政治保持距离，也没有机会接触社会科学的文献，但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潜意识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问题仍然是我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我心里的影响根深蒂固。记得，当时父亲特别关注四人帮可能篡党夺权，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等。而我认为当时的问题更主要起源于中国的制度，弄不清制度本身的机制，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当时父亲很吃惊，因为他没想到我认为现有社会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在我的一生中，从六岁父亲离开北京，我和父亲一直是聚少离多，但他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从我最初对科学和技术的热衷，到后来思考更多的社会问题，无不和父亲相关。那次见面前，他更多的是我的师长以及崇拜的偶像。而那次见面，是我一生第一次以成人的方式同他交谈，讨论的是我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也由此，开始了父子之间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讨论。
除了分析和讨论重大社会问题外，针对我的政治遭遇，父亲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他给了我一本传记，中世纪因持不同政见而遭受教廷残害的空想共产主义创始人 ——康帕内拉。在我当时的处境下，阅读那本书的价值实在是非同凡响。自幼受父亲影响，对中世纪教廷和愚鲁迷信的民众共同迫害科学家及异教徒（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之残暴有深刻印象和感触。在我自己遭受整肃时，我深感奉命而来的工作组犹如中世纪罗马教廷煽动民众残害异教徒的无知且虔诚迷信的暴民。当时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本关于残酷虐待异教徒暴行的传记居然成了我同吕匡辉（我的前妻）开始恋爱时共同阅读的书。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我逐渐地恢复了一点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记得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以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我查阅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发现来势汹汹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依赖的竟然是文字翻译中的基本误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译中出现的误解。
递交了申述材料，又见到久别的父亲，一九七五年对我是重要的。我回北大荒，回到连里，在前面提到的双重关系的帮助下，我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尽管我的反革命案子还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我的「困退」手续也没有真正在法律上确认，对我的政治监督管治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我于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余波未息的时候离开了黑龙江，回到了北京。一九七七年文化革命结束后没过多久，我的案件得到了彻底平反。
回到北京，我成了无业游民，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从浙江乡下回到北京，继续他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当时他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里，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一两个星期碰一次头。当时经常来的人有赵中立、张宣三和范岱年等，方励之也来过多次。我旁听了许多讨论并参与了一些科学哲学及科学史文献的翻译工作。经济学是同物理学享有许多共同性质的学科。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法，或者是我所理解的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法，对我自己对世界的探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段时间里，通过阅读文献，我非常兴奋地了解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当时我以为它像物理学里的统计物理（以后我知道自己当时对经济计量学的认识并不正确），渴望有机会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从事对制度的研究。记得那时曾同父亲一起去看过于光远。我对他谈起希望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从事对制度的研究，虽然于光远是个相对思想开放的老一辈学者，但他对此并没有显出多大兴趣。
一九七八年张宣三成为刚刚组建的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他多次通知我去旁听或参加工经所的讨论会。在一些讨论会上听到过工经所长马洪、副所长蒋一苇和时任室主任朱镕基的高见。我得益于听到他们关于企业自主权改革方面的讨论。但同时也感到对相关体制问题需要更透彻的学术分析以指导进一步改革，虽然当时我对经济学的知识只限于一九七○年之前的《资本论》及以后对经济计量学的相当肤浅的了解。在一九七八至七九年期间，曾经带着极大的兴趣在社科院听过苏绍智等报告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体制；布鲁斯关于波兰的改革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等。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将中东欧经济改革当作中国改革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这些重要的信息及当时的思考都对我以后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八年夏，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开始了。因没有我认为合适的经济学方面的导师及研究方向招考，我报考了中科院地理所遥感室（后分出成为中科院遥感所）的计算机图像处理研究生，以数学及英语第一的初试成绩通过，但复试时因种种原因没有被录取。下一年报考了清华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通过了笔试。但因为当时清华计算机系对于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的能力颇具怀疑，增加了额外的复试。复试后他们把我介绍到机械系再来一次复试。经两轮复试后我才被清华机械系录取。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进入清华大学，成为了清华大学研究生中唯一一名没有大学学历的研究生。我是清华机械系的第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从事的是有限元分析及非线性最优设计研究。除理论工作外，还与导师及同学一起，我们解决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八千吨水压机最优设计的难题。我负责该项目的计算机模型及计算。一九八二年研究生毕业时，清华机械系非常希望我留校作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博士论文。但我在六十年代末开始贯穿七十年代始终的，是自己对社会制度的探索，面对中国改革的现实，这使我的心无法不回到经济学。经于光远帮助，我以一个机械工程学硕士的身份进入了正在组建的社科院技术经济所（后正式改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从此我进入了，或者说回到了经济学。
如果一定要以十年来记，我的七十年代至此为止。而比较起七十年代戏剧化的命运，其后我的生活异常平静。出国、读书、教书，和大多数我当年的朋友们的轨迹相似。只是，不得不提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从大的方向上说，我其实又回到了起点。清华机械系毕业后，我在社科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到哈佛大学研习经济学。这么多年以来，在文革之初困扰我的最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来都没有远离我。我研究的课题从来没有脱离过制度，只是更宽广了一些，包括世界各国的制度，包括各种体制的制度。重读近四十年前自己的文稿，除了当年的政治用语和少年踌躇的张扬让我忍俊不禁，面对文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依旧没有办法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 作者感谢张莹和郭迪对本文写作提供的重要帮助。
* 我在一九六五年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曾读过「揭露」其「罪行」的主要报刊文章及评论。八十年代，哈佛大学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在其着作《文化革命》中引用当时《人民日报》所刊登我父亲的言论作为证据说明文革的政治根源，并因此曾与我父亲展开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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