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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一查经年。何时不查了我已经记不清， 从记录我被批斗时群众发言的笔记本上看， 至少延续到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但开始是为甚么查，然后查着查着查得好好的为甚么又不查了， 我始终没闹明白。直到这两年才听广西的钱文俊说「五一六」其实是莫须有的，当时老周想借这个名堂找出点子鸟人来为文革的损失承担责任， 捎带着把造反派作为一股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力量加以摧毁。然而不等查完，主持追查的陈伯达就被整肃， 随后又有林彪出逃。既然有他们顶雷， 清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钱兄也当过「五一六」， 而且是大号的， 韦国清云：钱文俊要不是「五一六」， 广西就没有「五一六」了。
四
如今我搜尽脑海里的词语， 怎么也描述不出当年在砖厂时的色彩， 那种贫穷， 那种灰暗， 那种在黄土蓝天下的压抑和挣扎。
我当年的宿舍在河岸， 是坐南朝北的一排房子中最东头的一间。宿舍的南窗对着黄河， 河对岸是兰炼兰化的几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熊熊的火熖， 灿烂辉煌， 有如一幅壮美的油画。黄河在火光的辉映下缓缓地流淌， 不舍昼夜。在我宿舍的门前有一棵沙枣树，那棵沙枣树常常无端地闯入我的梦中， 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是在四、五月开花， 花朵小小的， 鹅黄色， 点缀在银灰色的叶子里。最难忘是沙枣花的香，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沁人肺腑的、让人神闲气定的香气。
停职写检查的日子结束以后， 我又回到生产岗位，只是不再码坯子， 而是去了全是男工的装窰班。那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和另外一些坏人。在我之前有过一个叫任之良的山西老头在那里受苦， 任之良是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的二哥，一九七二年任之恭率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 提出要见二哥， 这才从省里市里到厂里一通忙活， 把任老头解放了。
我在装窰班里和男工们一起拉车， 一起搬砖坯， 甚至码窰， 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女工做过的事。我工作很努力， 很少和人讲话，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惩罚自己。那年的中秋节， 罗排长和他的老伴罗妈妈叫我去家里吃饭， 罗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里，蒸成月饼给我吃。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罗师傅家， 帮他的儿子兰州复习功课， 为他的女儿丑丑洗澡。我在他家里碰到过北山来乞讨的人，罗妈妈把人家让进院里坐下， 端出饭来一起吃， 良善之心无以复加。在我最低沉最压抑的日子里， 我的杨师傅专程到宿舍来看我，用她那浓浓的甘谷口音对我说： 「孩子没啥， 该吃饭吃饭， 该干活干活， 咱还得活人哩。你念过书认识字，路长着哩。」烧窰的老李仍然每天帮我烤馒头， 他的婆娘， 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工， 在我的班里糊窰门， 每逢做了浆水、甜胚子、灰豆子之类的吃食，就会带上让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会在我的碗里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们会在我拉车上坡时伸手推一把。他们不关心我曾经做过些甚么正在想些甚么以及我有甚么样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就是觉得这个女娃凄惶。许多人给过我关爱， 而他们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我的师傅们家徒四壁连口箱子都没有，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看管输送带的老张大叔被电机皮带把一条胳膊生生地齐根绞了下来， 我同宿舍的秀蚕被切坯机上的钢丝切掉了半个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当场丧命，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许多多故事， 血泪斑驳， 不忍卒说。
已经不记得码坯子时候都是谁早上来叫起床， 但是在装窰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每天东方即白， 就有一只鸟儿在沙枣树的枝头啾啾地鸣啭， 于是我醒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只鸟， 也不知它的名字， 只知它选择了沙枣树上的一根枝条， 在那里筑巢栖身。「鹪鹩巢于深林， 不过一枝」， 我想那就是一只鹪鹩。
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 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 使我得以有枝可依， 有巢可栖。
我的兰州， 我的砖厂， 我的沙枣树， 我的工友和师傅们！
五
喜儿又回来上班了， 听说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 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 还时常挨丈夫的打。这次她和我住在一个宿舍， 她不再坐切坯台了， 被分派去码坯。她的衣着不再洁净平整， 目光不再灵动， 面色不再红润， 衣襟上洒着些斑斑点点像是奶渍。
到窰上干活以后， 因为是高温作业， 我和其他窰上的工人一样每月有两斤油， 两斤糖和几斤肉的高温补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请大师傅帮我烧熟，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往菜里倒一点。记得那天是个周末， 我下早班回来看见喜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眼尖地看见她床边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头， 油已经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顶。
「偷！ 」这个罪恶的字眼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 我来不及想甚么， 昂起脸盯着她看， 我想我那时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儿的脸色变了， 先是发黄再是变灰。我叫住从窗外经过的政工干事， 不由分说地对他讲着。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刺耳。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喜儿造成甚么后果，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无从抚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斗来， 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 我想说：
喜儿， 对不起！
二○○ 八年十月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青春无奈
发布： 2009…2…28 20：01 ｜ 作者： 翟永明
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发表处女作。曾出版诗集《女人》等，同时也写作散文、随笔，曾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九八年在成都开酒吧，名「白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现居成都写作。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并没有甚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啓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籍，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书籍的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还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这也是我最初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四十五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