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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的一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跟我说过，他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
事态大致如小谢所料，这个“包袱”段子一抖开，成果出来了，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是铁定的，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 “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 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 “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旧时代的盲婚哑嫁，他和三元里的某位女子结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后，我也办了“病退”，回到了广州。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两篇“伤痕文学”小说，略有文名，此时正好在广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谢，我就让他到我家一。他告知，自己已选定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国，以前合写长篇小说之议，只好免谈。说来有点可惜，小谢文才不错，谈吐机智幽默，毛笔字写得甚好，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们说起了老林头，可惜都没有他的消息……此后我也再没见过小谢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顾指导员。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未成家的精壮猛男。顾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他妻子长相平庸，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但多少有几分肉感。由于性饥渴，她便频频勾引猛男“野合”于橡胶林，和她有染的足足超过一个排！这都是文革后期的事，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人性里被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很难说是哪一方的“饥渴”使然，从文学意义而论，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东窗事发后，武装连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受到处分。顾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我离开兵团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于是蓦然觉出，其实他也很可怜。
黎族山民
我当年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