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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也不想向布喇格求情。为了不使佩鲁兹和肯德鲁在中间为难，我们决定采取克制态度，没有公开对布喇格的决定表示疑义。否则，大吵大闹起来就会显得布喇格教授对DNA这三个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是一无所知的。在他看来，DNA结构的重要性还不及金属结构的百分之一。他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制作他的肥皂泡般的模型来研究金属结构。在放映描绘那些肥皂泡相互撞击的电影时，布喇格那股子高兴劲头，真是无法形容。
我们忍气吞声并不是怕和布喇格伤了和气，而是我们以糖和磷酸为核心的模型陷入了困境。我们不管从哪个角度观看它，总觉得有点不是味道！一天，我们参观金氏学院回来，又认真地琢磨了那个命运不济的三条核苷酸链模型和其他一些有关的模型。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些模型是错误的，但给人一种印象，把糖和磷酸骨架放在模型中央未免使原子堆集得太紧了，这是不符合化学规律的。在这种模型中摆正一个原子的位置，就会使离它较远的原子拥挤不堪。
要想取得成功，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很遗憾，我们觉得如果轻率地和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搅在一起，就会使我们新的实验结果的来源枯竭。我们也不想被人邀请去参加有关的学术讨论会。那怕稍微问一问威尔金斯，有人也会怀疑我们又要搞DNA了。尤其糟糕的是，我们洗手不干的工作，金氏学院的那几位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据我们所知，他们至今还没有制作过任何三维分子模型。为了加快研究进程，我们愿意把剑桥的原子模型给他们使用，但他们仍然是半推半就，但威尔金斯曾经说过，几周之内要找人把模型搭起来的。于是，我们决定以后有人到伦敦去，就顺便把这些玩艺儿带到他们实验室去。
由于出现这样的僵局，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任何人要想在圣诞节前解决DNA的结构问题看来都是渺茫的。克里克重操蛋白质旧业仅仅是为了应付布喇格要他完成的博士论文，并非他自己心甘情愿。沉默了几天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蛋白质α螺旋的超螺旋结构来了。后来只有在吃午饭时，我才能听到他谈上几句DNA的结构问题。好在肯德鲁认为DNA工作虽然中断了，但仍然应该经常考虑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他从根本上就不打算再让我对肌红蛋白发生兴趣了。在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想尽量多学点理论化学方面的知识，或者翻阅各种杂志，希望能找到点被人遗忘了的有关DNA结构的资料。
那时，我经常阅读的一本书是克里克买的《化学键性质》。克里克为了查找重要键长等某些资料，常常翻阅它。这本书放在肯德鲁给我做实验用的一张台面的角落里。我总希望在鲍林的这本名著中找到一些奥妙之处。于是，克里克又买了一本送给我，这预示着吉祥之兆。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题字“赠给沃森——克里克，51年圣诞节”。以后证明，基督教的这个传统还确是有点灵验的。
15
圣诞节期间，我没有一直呆在剑桥。米奇森邀请我到金泰尔（Kintyre）海岬的卡罗德尔（Carrodale）他父母家中去度假。米奇森的母亲诺米（Naomi）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的兄弟 就是英国最有才华的、性格怪僻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C。 Haldane）。米奇森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位工党议员。非常幸运，在节日期间，他们那间宽敞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我在欧斯敦（Euston）车站见到米奇森和她妹妹瓦尔（Va1）时，把我们在DNA工作中遇到的拦路虎和对来年能否拿到奖学金的担心全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开往哥拉斯哥的火车上，我们通宵都没有找到空着的座位。十个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听瓦尔议论美国人那种呆板的、举止粗鲁的生活习惯。而年年都有越来越多的这种美国人涌向牛津大学。
我在哥拉斯哥见到了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是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普雷斯提克（Prestwick）的。两个星期前，她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有一个丹麦人正在追求她。我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大难临头了。因为那个丹麦人是位成功的演员。我马上要求米奇森能否让伊丽莎白跟我们一道去卡罗德尔，他表示同意。这就使我如释重负。我姐姐如能在卡罗德尔那样古怪的村舍里住上两个星期，她就不会愿意在丹麦安家落户了。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坎贝尔敦（CampbeIltown）的公共汽车。迪克开小汽车在去卡罗德尔岔道上等候着我们。接到我们以后，他开车越过二十英里的山路，把我们带到一个苏格兰小渔村。这里就是他们老俩口住了20年的地方。庭院里有一条石子铺成的小路，通向餐厅和那间有几座壁橱的贮枪室。我们沿着小路走进餐厅时，宴会正在进行，餐厅里面充斥着激烈的高谈阔论。在座的有米奇森的弟弟，动物学家莫道奇（Murdoch）。他总喜欢引导大家谈细胞是如何分裂的。但是，谈论较多的还是政治问题和某些美国狂人挑起的冷战局面。这些狂人们最好还是回到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去。
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想要不挨冻，最好是缩在被窝里不起床。这样办不到的话，除非下着倾盆大雨，就可到外边散散步。下午，迪克总要找人同他一起去打野鸽子。我也曾去试过一次，鸽子都飞走了，我才放枪。我就蹲在客厅地板上紧挨着火炉取暖。另外，到图书室打打乒乓球也能暖暖身子。图书室的墙上挂着刘易斯（Wyndham Lewis）画的诺米和她的孩子们严肃的画象。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渐渐领悟到这个思想左倾的家庭竟会由于客人们出席晚宴的衣着打扮而烦恼。在我看来，这是接近暮年的人的反常行为。我的头发式样已逐渐失去美国人的模样，因此，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仪表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引人注目。可是，我到剑桥的第一天，佩鲁兹把我介绍给奥迪尔时，她对我的外表甚为惊讶。后来，她对克里克说，一个美国秃顶佬到实验室来工作了。在我换成剑桥装束以前，要避免这种尴尬场面，最好是留长发。虽然，我姐姐看到我那模样会感到不舒服，但我明白，要想改变她那种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看法中的一些肤浅的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卡罗德尔倒是一个使我改头换面的理想地方。没有多久，我脸上就长满了胡须。虽说我并不喜欢我那红的胡子，但用冷水刮掉它也确有点不好受。瓦尔和莫道奇对我的胡须挖苦了一个星期，不用说，我姐姐对我也不满意。于是，我干脆把脸刮得光光的，才去出席晚宴。诺米对我的容貌称赞了一番。这时，我才知道我这样做对了。
晚上，时常有些不得不参加的智力游戏。这些游戏活动可以丰富词汇。每当我照本宣科地读我的淡而无味的作品时，总想躲到椅子后面藏起来，以便避开米氏家族妇女们殷勤的凝视目光。好在宾客众多，轮到我的机会很少。我在巧克力糖木箱旁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心想这样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的节目没有通过了。最愉快的是在楼上黑暗角落里一连几个小时玩一种叫做“杀羊羔”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最残忍的“屠夫”要算米奇森的妹妹洛伊斯（Lois）了。她在卡拉奇教了一年书刚刚回来。她还是个伪善的印度素食主义的坚决倡导者。
几乎从我呆在卡罗德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对诺米和迪克的左倾思想结下了难解之缘。但是，终日美酒佳肴足足补得上那里习惯于把大门朝东敞开着而迎来的凛冽寒风的袭击。新年过后三天，我就要离开那里。这是莫道奇给我约定的日期。他已经为我在伦敦实验生物学协会会议上安排了一个讲演。但是，在我即将离开那里的前两天却下了一场大雪。一些光秃秃的荒山被大雪覆盖得宛似南极山脉。我们沿着通往坎贝尔敦的积雪封闭的公路，走了一个下午。这给我们一次极好的机会，我们一边观赏雪景，米奇森一边谈着他的免疫体移植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在想着等我离开时这条路也许不能通车了。真是天不作美，我们一行只好在塔伯特（Tarbert）搭上克莱德号轮船，第二天早上就到伦敦了。
回到剑桥后，我满以为会有关于我的奖学金问题的美国来信。结果连一封官方信件都没有。自从11月份卢里亚写信叫我不要担心此事以来，至今音讯皆无，这似乎有点凶多吉少。显然，他们尚未做出决定，我应该作最坏的打算。拿不到这笔奖学金，充其量也不过使我有点不开心罢了。肯德鲁和佩鲁兹对我说过，如果我经济上真的发生了困难，可以向英国政府申请一小笔款子以解燃眉之急。直到一月下旬，华盛顿寄来了一封信，我心中的悬念才就此了结。我的奖学金取消了。信中引述奖学金条例说，只有在指定的学术机构工作才能享受奖学金待遇，由于我违反该项条款，因此，他们也就爱莫能助了。
这封信的第二段又说要给我另外一笔奖学金。可是，这笔奖学金后来没有按惯例发十二个月，而在五月中旬就停止了。实际上只发了八个月。这并不是因为我长期犹豫不决对我的刁难，而是没有听从奖学金授予团要我去斯德哥尔摩的劝告对我的处罚。这样，我少拿了一千美元。九月份新学年开始以前，显然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的资助了。于是，我就接受了这笔奖学金。两千美元可不能轻易放掉。
事隔不到一周，从华盛顿又来了一封信，是由同一个人签发的。这次他不是以奖学金授予团头头的名义，他现在的头衔是国家研究委员会主席。信中说他安排了一次会议，要我作关于病毒生长的学术报告，会议定于六月中旬在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举行。就是说开会的日期在我的第二笔奖学金刚刚期满一个月。当然我根本不想在六月或九月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