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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别墅前下车时，显得潇洒大方。
我和施皮格尔曼径直朝一个手里拿着熏桂鱼和香槟酒的男仆走去。不久，我们就领受到了贵族阶层的社交方式。就在我们离开那里要上汽车前，我溜进一间挂有哈尔斯（Hals）和鲁滨斯（Rubens）的画的客厅。男爵夫人正对几位客人说，象他们这样的贵宾能够光临； 使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可她对剑桥那位鲁莽英国人决定不来活跃这儿的气氛，深表遗憾。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那一瞬之间曾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勒夫认为应当告诉男爵夫人，请她谅解一位不修边幅的客人，这个人的脾气有点古怪。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初次和贵族打交道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打扮的话，就可能不会受到邀请。
20
暑假结束了。我还没有集中精力研究DNA结构，这使克里克感到失望。我把注意力放在性的研究上去了，但不是一种需要受到鼓励的性。当时，大家都觉得细菌交配习惯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克里克和奥迪尔那帮人中没有任何人能想到细菌还会有性生活。至于细菌怎样进行交配这类问题，最好留给小人物去研究。在罗尔蒙会议期间，就流传着细菌分雌雄性别的说法。但是直到九月初：我在帕兰扎（Pallanza）参加一个关于微生物遗传小型会议时，才通过可靠渠道得悉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会上斯佛扎（Cavalli…Sforza）和海斯（Bill Hayes）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和利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一起，用实验证实了细菌具有两种不同的性别。
在三天会议期间，海斯一鸣惊人，爆了个大冷门。在他做报告前，除了斯佛扎，谁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可是，他刚作完那篇措词谦虚的报告，会场的听众都意识到，利德伯格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46年，年仅20岁的利德伯格由于宣布细菌交配并证实了遗传重组，一举轰动了整个生物学界。从那时起，他进行了无数次奇妙的实验、结果，除斯佛扎外，再没有什么人敢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是听过利德伯格那些拉伯雷式演说——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不是三个钟点就是五个钟点——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夸夸其谈，无所顾忌的人。非但如此，还有一种超人的本领，这几年竟然法螺越吹越大，颇有誉满天下之势。
尽管利德伯格有着非凡的头脑，细菌遗传学却是一年比一年混乱。只有利德伯格本人对他那些玄妙莫测的近作自我陶醉。偶尔我想看上一篇，可总是不忍卒读，只好改日再说。发现细菌具有性别之差，细菌的遗传分析也就可能很快变成轻而易举的事。这一点本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同斯佛扎谈了几次之后，我才稍有所闻，利德伯格并不愿意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他依然偏爱正统的遗传假设；尽管根据这种假设而作出的分析非常复杂，他仍认为雄性和雌性细菌提供了数量相等的遗传物质。与此相反，海斯的推论，其基础却是这样一种听上去好似有点武断的假设：只有部分雄性染色体物质进入雌性细胞。倘若这个假设能够成立，进一步的推论肯定就会简单多了。
我一回到剑桥，就抄近路赶到图书馆。那里有一本杂志刊载着利德伯格近来研究结果的文章。使我高兴的是，我弄懂了以前几乎所有迷惑不解的遗传杂交问题。可是有些交配依然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将这些大量资料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我开始相信我们的路子是对头的。特别使人宽慰的是，利德伯格可能会拘泥于正统的思想方法，而我则有可能取而代之，完成一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那就是对他的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我想把利德伯格的实验奥秘搞个水落石出，使克里克打了一个寒颤。他觉得发现细菌有雌雄性别之分虽然是件有趣的事，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几乎整个夏天，他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了一些迂腐的资料。现在，他又醉心于思考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究竟细菌有一个、两个或是三个染色体，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对我们研究DNA结构毫无益处，只要我留心DNA结构的有关文献，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在茶余饭后的谈话中突然出现。要是我转向纯生物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稍稍领先于鲍林的优势就会顷刻之间消失殆尽。
那时，克里克仍然固执地认为查戈夫规律是真正的关键。在我去阿尔卑斯山时，他曾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想通过实验来证明腺瞟呤与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与胞嘧啶在水溶液中相互之间存在的吸引力。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另外，他同格里菲思根本就话不投机。他俩的想法总是那样格格不入。就是在克里克向他详细叙述某些假设的优点后，也常常出现令人难堪的冷场。然而，没有理由不把腺嘌呤和胸腺嘧啶以及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相互吸引这一现象告诉威尔金斯。因为克里克十月下旬要去伦敦，他就给威尔金斯写了封信，说他要到金氏学院去看一下。威尔金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到时候要请克里克同他一起吃午饭。这样，克里克也就期望着能就DNA结构问题同威尔金斯进行一次实质性的讨论。
可是午餐时，威尔金斯却圆滑地谈论起蛋白质来了，故意显出一副对DNA不太感兴趣的神情。午餐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消磨掉了。接着他又把话题扯到罗西身上，唠唠叨叨地说她缺乏合作精神。与此同时，克里克心里一直牵挂着的却是别的有趣的问题。直到吃完午饭时，他才想起两点半还有个约会，于是便匆匆离开了。他急促地离开大楼，到了大街上。这时，他才想到还没有把格里菲思的计算结果与查戈夫的实验资料相吻合一事告诉威尔金斯。可是再回去未免有点尴尬，他还是走了。他在当夭晚上就回到了剑桥。次日早晨，克里克对我说昨天午餐时的讨论徒劳无益。但是，他还准备同威尔金斯再次讨论DNA结构问题。
第二次关于DNA结构的讨论对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能够补救我们去年冬天的失败。圣诞节前，在含有DNA的噬菌体T4的二价金属离子含量方面，我们倒还可能得到点新的结果。如果含量较高，就能有力地说明Mg＋＋是和DNA结合的。有了这方面的证据，至少我或许能迫使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去分析他们的DNA样品。可是，要想很快就拿到过硬的数据，希望仍然渺茫。首先，马勒的同事杰尼（Nils Jerne）得从哥本哈根寄来噬菌体。此外，我还得去安排准确地测量二价金属离子和DNA的含量。最后，还必须推动罗西参加此项工作。
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竞争中，鲍林看来还不致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彼德带来的内部消息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蛋白即角蛋白α螺旋问题。对克里克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了考虑α螺旋如何在超螺旋中盘绕，在几乎一年时间里，他时而兴奋，时而烦恼。糟糕的是，他的数学根本就没有过关。在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点之中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目前，他正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怎么高明，但他仍有可能夺取超螺旋问题的冠军。
克里克停止了博士论文的实验工作，以便全力以赴解决超螺旋的方程式问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方程式问题，这部分地应归功于克瑞赛的帮助；他正好来剑桥和克里克共度周末。他们给《自然》杂志的信很快就写好了，并交给了布喇格，请他转给那儿的编辑。信中还附了一张便条，希望尽快予以发表。如果告诉编辑说英国人写的某篇文章具有相当水平的话，他们几乎立刻就会发表。也该克里克走运，他的这篇文章即便不能提前，至少也能和鲍林的文章同时发表。
于是，剑桥内外的人们就越加认为克里克是位天才了。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觉得他不过起了一种可笑的留声机的作用。可是，他判断问题的能力确实明察秋毫。那年初秋，哈克（David Harker）邀请他去布鲁克林（Brooklyn）工作一年。这说明他的名声在与日俱增。哈克已筹集了一百万美元，想解决核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他为此正四处招聘贤才。年薪六千美元，在奥迪尔看来已是相当可观的了。可是正如所料，克里克的心情却是非常矛盾的。关于布鲁克林实验室有许多风言风语，也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可是，另一方面对他这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就意味着能有一个良好的落脚点，以便今后能去参观一些更为理想的地方。而且，如果布喇格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会更加赞同佩鲁兹和肯德鲁的要求，即同意克里克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再继续工作三年。不管怎样，看来明智的作法是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于十月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秋去冬来，细菌交配问题把我迷住了。我常去伦敦，在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医院的实验室和海斯交谈。有几次黄昏时分，在回剑桥的路上，我把威尔金斯拉去一起去吃晚饭，这时，DNA结构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有几个下午，威尔金斯常常悄悄溜出去。实验室的人还以为他可能有了一位女朋友。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在午后到体育馆里练习击剑去了。
他和罗西的关系仍同往常一样糟糕。威尔金斯刚从巴西回来，就得到了一种肯定没错的印象：罗西认为难以再同威尔金斯合作下去。为了缓和矛盾，他换了一项工作，即采用干涉显微镜来探索测量染色体的方法。给罗西重新安排工作的事已经告诉了他的上司兰德尔，可是，要解决问题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单单因为她的尖刻而立即解雇她是行不通的。况且，这时罗西的X射线照片也拍得越来越出色了。不过，仍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