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呛芾忠馓摹NA结构搞清楚了，其结果又是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的名字将和双螺旋连在一起，就象鲍林的名字总和a螺旋连在一起一样。这一切几乎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伊尔饭店六点钟开门时，我和克里克一同去吃饭。我们顺便商量一下以后几天该干些什么。克里克觉得，能否制出一个完善的三维结构模型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因为遗传学家和核酸生化学家不应该再白白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仪器设备。需要尽快地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们能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当然同样迫切地想造出这样一个完善的模型。但是，我却更加念念不忘鲍林，我担心在我们把结果告诉他之前，他说不定会碰巧发现碱基对的奥秘。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始终不能稳定地建立起双螺旋模型。在拿到金属制成的碱基模型之前，制出的任何分子模型都很粗糙，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回到“老妈”旅馆，对伊丽莎白和福卡德说，克里克和我可能已击败了鲍林，我们的发现将使生物学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俩人都感到由衷地高兴。伊丽莎白更为她的兄弟感到自豪。福卡德表示，他要向国际生化学会报告，他的一个朋友将获得诺贝尔奖金。彼得也是同样兴高采烈，虽然他父亲可能在科学上遭到重大挫败，他并未因此流露出任何不快。
第二大早晨醒来，我感到格外的精神焕发。在去惠姆吃早饭的路上，我慢步走向克莱尔桥（Clarc Bridge），抬头眺望国王学院哥特式礼拜堂在这明朗春天高耸人云的尖顶。在那儿，我稍事停留，观赏了最近整修一新的吉布斯大楼（GibbsBuilding）。这是一座具有乔治王朝特色的建筑。这时我想，我们今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曾在这里度过的那些平静岁月。我们曾长期来往于这里的几个学院之间，默默无闻地博览了海弗（Heffer）书店所有的各类新书。我怡然自得地看过《泰晤士报》，然后走到实验室。我看到克里克正在按他想象中的格式，用硬纸板拼着碱基对。不用说，他早就来到实验室了。仅仅用了一个圆规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两类碱基对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结构之中。那天上午，佩而我这一番话未能奏效。奥迪尔一想到要和那些不修边幅的人们长期相处，就感到惴惴不安。况且，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刚让裁缝做的紧身运动衫和美国人的便装完全不同。她看到我这样的装束，就更加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克又比我早到实验室。我进去时，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可以逐个得出原子间距。他在那儿把原子前后挪来挪去。我坐在写字台边，考虑着如果我要尽快宣布我们有了某种有趣的发现，我该用哪种格式来写这封信。我正在想人非非，竟没有注意到克里克要我帮他扶正模型，以防在调整时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重要性是小题大做，大方向错了。看来，威尔金斯和罗西坚持研究DNA的钠盐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既然糖和磷酸骨架在外部，究竟是哪种盐其实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两种盐都能被双螺旋结构所接受。
时近中午，布喇格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他由于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几天。听到克里克和我提出了有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构的消息时，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他马上抽空溜达到我们这儿，想亲眼看一看DN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的等量关系是糖和磷酸骨架有规律反复出现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喇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 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打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对他说，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里克讲话那样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难相信他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从容掌握确切无误的事实。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 射线的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只想证实，从立体化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
既然紧张阶段已经过去，我又和福卡德一起去打网球了。我告诉克里克，下午晚些时候我要写信给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告诉他们关于双螺旋一事。我们还约定让肯德鲁打电话告诉威尔金斯。他应该来看看我和克里克刚刚发现了什么。而我和克里克都不愿承担这个打电话的任务。那天早些时候，邮局送来了威尔金斯给克里克的一封短信。信中说他打算全力以赴研究DNA，并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模型的制作上。
28
威尔金斯一看到我们的模型就非常高兴。肯德鲁事先就告诉他说，这是个由A…T和G…C碱基对联成的双链模型。所以他一到我们的办公室，就开始研究它的详细特征。模型是双链而不是三链的。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其依据还不过硬。威尔金斯一声不响地盯着这个金属模型。克里克却站在旁边喋喋不休地，很快地谈着这种模型应该产生哪种X 射线图象。当他察觉到威尔金斯的愿望是想看看这个双螺旋，而不是来听他讲演X 射线晶体学理论的，就突然沉默不语了。因为这种理论威尔金斯自己也懂。把鸟嘌呤及胸腺嘧啶看成酮式结构是没有疑问的。否则就会破坏碱基对。于是，他就采纳了多纳休所说的观点。好象这是很平常的事。
让多纳休和克里克、彼得以及我共同使用一个办公室，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一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要不是多纳休和我们一起在剑桥的话，我很可能还在盯住“同类配对”的结构穷追不舍。由于威尔金斯的实验室里没直结构化学家，所以就不会有人告诉他教科书上那些图片都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多亏了多纳休，恐怕只有鲍林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并且用正确的方法达到最终的目的。
下一步的科学方法，就是把根据这个模型预测出的衍射图谱与X 射线的实验数据作一番认真的比较。威尔金斯回到伦敦，声称他将很快地测量出这种关键的反射现象。他的谈吐中没有流露出痛苦，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在他这次访问前，我一直在担心他会因为我们夺走了本应全部归于他以及他的年轻同事们的一部分荣誉而郁郁寡欢，情绪消沉。但是在他脸上我们找不到丝毫愠色。他的言谈举止虽然克制，但是对于这个将证明对生物学有巨大意义的螺旋结构依然感到万分激动。
他回到伦敦仅仅两天功夫，就打电话来说，罗西和他两人发现他们的X 射线数据为双螺旋结构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他们正抓紧时间把这些结果整理成文，并打算与我们宣布碱基对的文章同时发表。《自然》杂志是迅速发表科学创见的理想刊物。要是布喇格和兰道尔两人也热烈支持这些文章的话，那么编辑收到手稿后一个月内就可以发表了。但是，金氏学院研究小组要发表的文章并非只此一篇。除了威尔金斯和他的同事外，罗西和戈斯林也将单独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
罗西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结构模型，这使我起初惊讶不已。我曾担心她那敏锐而又固执的头脑会禁锢于她自己提出的反螺旋结构之中，因而节外生枝地提出种种与此无关的问题，以致造成对于双螺旋结构正确性的怀疑。然而，象其他人一样，她也领悟到了碱基对的妙处，并且承认这样绝妙的结构当然不会是错误的。况且，在她得知我们的结果之前，X 射线的证据也迫使她不得不朝着承认螺旋结构的方向迈进一步、她的X 射线数据要求骨架位于分子外部。而且，如果必须用氢键联结碱基对的话，那么她是没有理由对AT和GC碱基对的独特性提出异议的。
与此同时，我和克里克对于罗西的强烈反感也骤然消失。开始时我们十分犹豫，不知是否应该与她共同讨论双螺旋问题。我们怕她会象以前那样怒气冲冲。但是，克里克在伦敦同威尔金斯讨论X 射线图谱的细节时，就注意到了她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他起初认为罗西并不想同他来往，因此主要是同威尔金斯交谈。但是后来，他觉察到罗西期望在X 射线晶体学方面得到他的指点，并准备消除那毫不掩饰的敌意而代之以平等的讨论。罗西十分高兴地给克里克看了她的数据，克里克也因此得以头一次认识到，罗西关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外部的论断是如此确凿可靠。在这个问题上，她过去发表的毫不妥协的言论，正反映了她的第一流科学水平，而决不是一个迷途的女权主义者的感情用事。她认为我们过去鼓吹建造分子模型，反映了一种严肃的科学方法，而不是懒汉为了逃避高尚的科学事业所需要的艰苦工作，而采取的一种偷懒办法。这一点，她表示欣赏，因此促使她改变了态度。后来我们了解到，罗西同威尔金斯和兰道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