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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兄贾振川告诉我:“这车子左右两边,原来还有两根棍儿,已经掉了。上边各写一行字,即‘远近迟迷逍遥过,进追避还遇道通’。每个字中都有一个‘走’字。”
这两行字显然是武强人远出卖画时的心中之言。既有默默的企望,也有一种自由与潇洒;还有一种武强人特有的文字上的智慧,这在武强年画(如半字半画的对联)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屋中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是几件废弃的箱柜。柜子上的顶箱,里里外外全糊着花花绿绿的年画。细看都是“灯方”。显然,当年由于顶箱残破,就用印废的年画粘糊。这个细节,足使我从满屋七零八落的东西——这些历史的残片想象出昔时一个家庭式年画作坊的彩色图景。郭书荣说,前些天他们还从这柜子里发现一卷文书呢。待贾振邦拿来一看,颇是珍贵。三件文书一为买地契约,二为分家的契约。买地契约为咸丰元年(1851年);分家契约一件为民国六年(1917年),另一件被鼠咬,年代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分家契约在提到画版时,都有一句话是“本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在传承的意义上,这句话很像宁波天一阁范氏家族的“代不分书”。表现武强人对画版的珍重。也说明画版在民间文化上具有重要的传承性。因而,守住画版是武强年画艺人们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传统。正由于这句话,这批顶上画版历尽凶险,保存到了今天!
从前一件文书(咸丰元年)看,立约一方为贾崇德。贾崇德的父亲贾行礼肯定生活在道光年间,如果还早——便是嘉庆。那么这顶上秘藏之版会有嘉道的古版吗?如果贾行礼一代手中还有来自他的先人更早的古版呢?此时,我对屋顶上的古版已充满神奇美妙的猜想了。
祖宗留下的“分家契约”上,
明文写着“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为此,在第二天发掘古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这顶上秘藏古版最大的悬念是有没有清初前三代的古版,倘若有,就是民间国宝。”
发 掘
10日晚,冷雨彻夜未停。我给京津的亲友们通了电话,方知数十年未遇的寒流正笼罩着我们这次田野抢救。
11日清晨。得知由京、津、鲁、楚等各地闻讯而来的专家与记者已有百余人。星夜里赶至武强的有著名民俗学者白庚胜和民间艺术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薄松年先生的到来将使这次古版的鉴定更具权威性。但老先生早已年过七十,居然冒雨而来,令我感动。此时,雨未停,风又起。我拟建议发掘一事改期。但记者们的积极超出我的想象。《东方时空》、山东电视台以及凤凰电视台的记者们连早饭也未吃,揣些干粮在衣兜里,就扛着机器奔往旧城村。争取在大批发掘人员与记者们到达之前,占得最佳机位。
早饭时,我对薄松年教授说:“道路很滑,您不要去了。”
薄松年教授说:“不,我一定去。搞田野调查怎么能不下去?”他很坚决。
我与郑一民和县政府有关人士经过紧急又短暂的讨论,决定按原计划今日上午发掘,下午鉴定。但要注意几点:
1.要保证发掘出来的古版不遭受雨淋。
2.每块版出土都要编号。
3.确保现场所有人员的安全。
大队出发时,当地政府为大家又准备了一百双胶靴,竟无一剩余,可见人们对发掘过程的关切。
我因昨日去过现场,没有再去。而是去武强年画博物馆看馆藏的古版。我想更多地了解武强画版的题材种类、不同时代的风格,以及刻版的手法,好为下午的鉴定做相关的准备。
武强年画博物馆已经整理出来的古版有三千七百八十八块,包括套版。其中二级文物四十件,三级文物九十件。在近期对年画产地拉网式的普查与抢救中,又获得一些古版,尚未清理出来。已整理好的古版均整齐地放在柜橱与书架上,只是还没有实行计算机的管理。武强年画博物馆的藏版数量在中国各个产地中应占首位。这表现武强年画资源的雄厚和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珍重与经意。
在发掘现场那边,进行顺利。后来我通过梵宇的现场录像看到,发掘时首先除掉屋顶的砖层,砖块下边的一层黄土很厚,达三十多公分。发掘人员除去土层,再用瓦刀小心而轻轻地将画版一块块从土里取出,有如发掘古墓中的随葬品。然后依次编号,装入事先备好的硬纸夹,再装人防雨的塑料袋中。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房子历时太久,顶上砖层的灰缝早已开裂,长年渗入的雨水或融化的雪水,浸湿了土层。武强的土是黏土,一旦渗入水分,很难散发。尽管当年贾增起藏版时将雕刻的一面朝下,但木版很怕水与土,故而背面大多朽坏,严重者糟烂不堪,面目全非。西边房内用纸吊顶棚,比较透气,尚有一些古版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东边房内的纸吊顶棚坏掉后,改用塑料吊顶,水气闭塞在内,致使顶上藏版全部腐烂,无一幸存。这是事先全然不曾想到的。也是任何考古发掘都共有的一条规律:结果无法猜,只有打开看。至于这次发掘成果究竟如何,还要到下午的鉴定会上才能做出评估。
鉴 定
下午三时,在武强年画博物馆正门前的走廊上,摆放一条十多米长的巨型桌案。被发掘出的贾氏秘藏年画古版,整齐地平放在桌面上。总共五十二个硬纸夹,纸夹上有编号。内放画版一百五十五块。等待着专家们一一鉴定。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心情兴奋又焦迫,想看看这中间究竟有没有“宝物”。
参加鉴定的专家共七位。有薄松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白庚胜(民俗学家)、郑一民(民俗学家)、郭书荣(武强年画专家)、张春峰(武强年画专家)、崔明杰(衡水市文化局专家)和我。
经过近一个小时对这批古版的反复观察、研究、比较,我大致得出以下的结论:
1.旧城村贾氏秘藏的古版约为三百块。由于东边藏版全部朽烂,损毁一半左右。
2.已发掘出的古版一百五十五块。因朽坏而面目全非者占五分之三,套版占五分之一,线版占五分之一。由于武强画版多为窄条木板(宽约二十公分)榫接而成,一些线版,仅为半块。完整和较完整的线版为十五块。
3.此次发掘的古版,没有神马和神像,如最常见的“灶王”与“全神”,一块版也没见到;没有“门神”;没有武强年画中最具特色的“灯方”和“窗花”。在体裁上,多为四裁或三裁的“方子”,也有少量的贡笺,因为这种贡笺的大版都是木板条拼成的,其中一些部分朽毁,故皆残缺不全。
此次发掘的古版在题材内容上颇为丰富。经过初步考辨,已知有娃娃戏、戏剧画、吉祥画、美人图和社会风俗画等。
4.由于画版表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侵损,很难从视觉上观察古版的年代。确认年代的依据主要是两条:一是画面的内容与风格;二是刻版的时代特点。经与专家们讨论,后又做了进一步研究,对较完整的十五块线版做出初步鉴定:
我对这批古版总的评价是,数量颇大,在当前我国年画生态日渐势衰、遗存所剩无多的情况下,有如此大宗秘藏古版的面世,令人惊喜。遗憾的是,那时村人保护手段极其原始,故绝大部分都已受潮朽烂,损失惨重。然而,从幸存的较完好古版看,收获仍很可观。从三方面说:一是有的年画题材虽然曾有运用,但此次发掘的古版的画面绝大部分未曾谋面,故有版本(或称孤本)的价值;二是一些古版雕刻甚佳,刀刻线条,如同笔画,婉转自如,极富表现力,应为雕版中的精品。如《乐鸽图》和《万象更新》。三是在年代上,下限为民国初年,上限可至清代中期。如《美人》和《钱能通神》,形象古朴,刀法纯熟,刻线柔和又生动,再晚也是清代中期的刻品。另一幅《三鱼争月》,尤使我关注。就其“三鱼争头”的图像而言,在各地年画都未曾出现过。倒是在中古时代的壁画和侗族石刻中有此形象。此外,无论是构图还是构思,都具有嘉道或更早一些的特征。对这幅画我已在另一篇《古版“三鱼争月”考析》中详细道来。对这批发掘的古版的初步研究,也在《贾氏古版解读》一文中做了周到的阐述。
这次发掘古画版收获颇大。一方面,它将为武强年画乃至中国民间年画的遗存增添一份沉甸甸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是使我更为感动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和我们一起跋涉于泥泞之中,顶风冒雨,绝无退缩。在“媒体指导生活”的时代,他们有此文化热忱与文化责任,乃是民间文化之幸事,也是我们所盼望的。因故,我建议武强年画博物馆将刚刚发掘出的古版,择选两三,刷印若干,赠予诸位专家与记者,作为纪念。同样受到了感动的郭书荣馆长立即应允,于是带着田野芬芳的古版年画便纷飞到众人手中。
此次田野作业可谓十足的艰辛。由武强返津路上,风雨大作。我们一行人分乘两部车,车身被狂风吹得摇晃——后来才知道河北沿海正遭受一次猛烈的风暴潮。偏偏行到中途,一部车子竟无端熄火,必需众人一齐推车助力,才能发动,但走不多远又熄火停车。于是大家一次次去推,个个浑身被冷雨浇透,鞋子灌成水篓。以致到了青县一家乡村饭店烤火与喝姜汤时还在冻得发抖。田野抢救真的这样艰辛么?
可是回到家中,打开从武强带回的《三鱼争月》一看,即刻满心欢喜。种种辛劳,一扫而空。
半年多来,武强屋顶上年画一事就此划了句号。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小小插曲而已。整个民间文化的田野抢救还处处都是问号呢。
2003。10。15
两海之聚
张承志
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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