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率支付股息（1931年12月）后不到一年，股息的支付被完全停止（1932年6月）。以批评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可以看出，1910到1924年间艾奇逊公司股息分配的稳定性为股东利益所带来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在股息得到连续性支付的时期内，股东获得的回报与收益相比低得过分；当股息率终于被提高之后，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引发了对股票的过度投机；最后，来源于收益的巨额再投资，仍未能在1932年保护股东免遭颗粒无收的厄运。有鉴于1932年萧条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特征，我们当然应该对这段历史表现出适当的宽容。但是问题在于，与过去多年从利润中提取的累积盈余相比，导致股息支付停止的每股实际亏损额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美国钢铁公司，另一个例子—艾奇逊公司的例子向我们启示了对被广泛认同并被形容为“谨慎”的股息政策的两个主要的批评意见。第一个批评是，和股东所拥有财产的收益相比，他们所收获的现期和最终回报都太低了；第二个批评是，“以积攒利润的方式未雨绸缪”，结果常常是当雨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连基本的股息率都保不住。大量累积盈余在关键时刻不起作用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类似例子，是美国工业中的龙头企业之一：美国钢铁公司。
以下数字讲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属于普通股的利润，1901——1930·······················2344000000
股息支付：
现金··················································891000000
股票··················································203000000
未分配收益···········································1250000000
1931年1月1日一1932年6月30日
优先股股息分配后的亏损································59000000
1932年6月30日普通股股息未分配
一年半的收益滑坡所带来的影响，已足以将30年持续不断的利润再投资所形成的利益毁于一旦。
收益“再投资38”的好处—这些例子启示我们以批评的眼光考察支撑着美国股V、政策的另一个假设，即，大比例的年收益留存在企业中是对股东有利的这一点或许完全正确，但是在判断其正确性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些通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因素。有关这个假设论点的推理通常可以用三段论的形式来表示，过程如一厂：
大前提—对公司有利的事情必然会对股东有利。
小前提—一如果收益留存在公司，而不是以股息的形式支付掉，这将对公司有利。
结论一一提留公司收益是时股东有利的。
以上推理过程的问题显然出在大前提。对公司有利的事情必然对股东有利，这个论断只有在公司获得利益不是以股东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情况下才成立。拿走股东的钱交给公司，无疑可以增强公司的实力，但这样做是否对企业所有者有利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企业管理者“将收益注入公司财产”通常会得到人们的赞同；但是在衡量这样一种政策所带来的好处时，时间因素常常不在考虑之列。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企业所支付的股息仅占收益的一小部分，数年之后股票的价值将有所增加；但是，我们无法保证这种增加足以补偿公司提留收益给股东造成的股息损失，当以利滚利的方法估量这种损失时更是如此。
统计归纳式的研究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即，公司的盈利能力一般不会随着累积盈余的增加而同比例地提高。假设财务报表所报告的收益可以完全用于分配，那么从实实在在的钱的角度考虑，以股息的形式获得所有这些收益肯定会更有利于大多数股东。有一个现象和人们对这个事实的不自觉的认识大有关系，即，支付较丰厚股息的普通股往往比盈利能力相同，但只支付收益一小部分的普通股价格高一些。
股息政策是随心所欲地或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制定的—股东获得对股息问题的清醒认识的障碍之一是，人们普遍认为，股息政策的制定完全是一种管理职能，其方式有如对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一样。从法律上讲这是对的，除非能够确证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否则企业股息分配的行为都不会受到法庭的干涉。但是如果股东的意见能够得到有效的表达，法庭一定会执意削减董事在股启、政策方面的专断权力。经验表明，出于不同的原因，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常常被滥用。一般来说，董事会的大部分由执行经理和他们的朋友们构成。经理们当然希望将尽可能多的现金保留在公司的钱库里，这样可以纤缓他们的财务困境；为了膨胀自己的权力和达到更高的工资水平，他们也热衷于不断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这是企业不断盲目添置生产性设备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证明，它是长期存在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
在股息政策方面的随意权力还可能出于更为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受到滥用，有时可能为了方便某些人以极低的价格吸纳股票，有时则是为了让这些人在高价位下出货。在大股东看来，对高收入征收的高额累进税，使得以股息的形式支付收益不甚有利。因此股息政策的制定，有时是从控制着董事会的大股东的应税地位的角度考虑的。当能够左右一切的股东作为董事经理享受着高薪水待遇时，这种状况更为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非常希望将属于他们的收益份额保存在公司的钱库里，因为钱库是由他们掌管的，而且通过这种安排，他们还可以享有对属于其他股东的收益的控制权。
对股息政策的专断控制使得普通股分析进一步复杂化—从总体上考察美国公司的股息政策，我们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方面赋予企业管理者的毫无限制的权力是对股东的利益有利的。、在不胜枚举的例子中，管理者随心所欲地以不明智或不公平的方式，行使着决定支付或提留收益的权力。股息政策的形成是如此之任意，这使得普通股分析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除了判断盈利能力的困难之外，还要揣测董事们会认为多少收益用于支付股息是合适的，这是第二个难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征是美国的公司财务所独有的，在其他重要国家找不到类似的现象。除了储备以外，典型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公司每年将几乎所有的收益支付股息。39因此这些国家的公司不会象美国公司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积攒起大量的盈亏项目盈余。在国外，企业扩张所需资本不是来源于未分配收益，而是通过追加发行股票获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外国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储备帐户的用途，和美国公司的盈余帐户一样，但是这些储备帐户的规模却很少能与美国公司的盈余帐户相提并论。
由于掺水股的存在而进行的收益再投资—美国公司将收益再投资的理论看来还源于战前的掺水股发行热。在很多大型工业公司成立之初，普通股权的设立没有对应着任何有形资产的投人，优先股的利益也得不到足够的保护。因此企业管理者想方设法在后来的收益_上面做文章以弥补这种先天不足也是很自然的。由于新增股票无法按照平价价值发行，所以企业扩张所需的追加资本除了未分配利润以外，从其他途径很难获得，这使得管理者越发热衷于提留收益。40
例：伍尔沃思和美国钢铁公司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为人们提供了过度资本化和股息政策的关系方面的确凿案例。
1911年，当F〃W·伍尔沃思公司向公众出售原始股份的时候，公司发行的优先股对应着所有有形资产，普通股则对应着商誉。相应地，资产负债表设置了一个总额为50000000的商誉资产项目，以平衡与之对应的平价为100的500000股普通股权益。41
随着伍尔沃思公司的兴盛，提留的收益积累构成了大量的盈余，公司又不断从这些盈余中计提资金以冲销商誉帐户，最后将这个项目的价值削减到1042
在美国钢铁公司的案例中，这家公司的初始资本化超过其有形资产价值的差额，这比按平价计算的普通股价值还要高，即508000000。这些“水份”没有象伍尔沃思公司那样在资产负债表中用商誉帐户来平衡，而是采用高估固定资产（例如“财产投资帐户”中的固定资产）的方式掩盖起来。不过，企业管理者后来通过各种各样的会计方法，将经营的收益用于冲销这些不存在的或虚假的资产。到了1929年底，总计从收益或盈余项目中提取了高达508000000的资金—等于普通股的初始总值—用于减计财产帐户的金额。
在有关损益帐户和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章节中，我们将从对投资价值影响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上面提到的一些会计政策。从股息的角度来看，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公司留存大量收益而不对股东发放的决策，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清除资产帐户中的无形资产项目。
上述讨论的结论—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某些结论。这些结论与这样一些问题有关，首先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与财务报告所显示的收益相比，应如何看待股息率的重要性；其次是一个理论性较强，但却重要得多的问题，即，从股东利益的角度考虑，怎样的股息政策应被认为是最佳的。
经验将确证股票市场既定裁决的正确性，即对于股东而言，以股息形式分配给他的1美元收益，具有比以盈余的形式存在的1美元收益更大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普通股投资者应该对盈利能力的大小和股息的多少给予同样的重视。在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