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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康有为的故事很是离奇，理由有很多。打从皇上批准康有为去上海就任主笔之职，已经过去了足足两个月，然而这只野狐禅还在北京，在名士们的集会上四处溜达，散布谣言，诽谤老顽固，煽风点火，诸如此类。其间，各省的保守派官员纷纷吁请皇上下令，干脆把康野狐和他的伙计梁启超的脑袋砍掉算了，像对付其他异教徒和捣乱分子一样。康有为毫不顾及后果，在不同的聚会上夸夸其谈，说自己和弟弟康广仁1每夜都秘密觐见皇上。如果真有此事，那么所谓密诏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些故事（即使是真的），传到那些鄙视康有为的大臣们（他们认为他是个自我吹嘘的江湖骗子）的耳朵里，也会导致他们对皇上的判断力的怀疑。不管怎样，康有为的大嘴巴正在危及整个维新运动，同时也证明他是个傻瓜。9月16日，光绪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姨妈的时候，听她谈及了康野狐的自吹自擂。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光绪发布了一份公开的谕旨，命令康有为立刻动身去上海，从中还透露出很重要的一点：他仅仅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康有为声称，这份谕旨发布的时候，他正在一位御史家的宴会上饮酒作乐，好不快活。他第一次知道它，是看见谕旨被张贴在大街上的时候。他对此倒也毫不在乎，也没有马上收拾行囊、准备开路。接下来的4天里，他继续忙活着整个夏天他都在忙活的勾当：呼朋引类、觥筹交错、兴风作浪。
9月18日凌晨，光绪第二次秘密召见了袁世凯，这一次是在颐和园。根据袁世凯后来的说法，这次会见中，他接受了兵部侍郎的职位。不过这个话题无关宏旨。这一回光绪向他透露了几桩更大的秘密：皇帝打算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行他的维新计划，并打算在紫禁城和伊藤博文举行一次长达数小时的会晤，时间就在今天，当然不会通知任何老顽固，包括军机处、总理衙门和太后。在他秘密会晤伊藤博文的时候，光绪打算征询这位日本政治家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接受特别顾问的职位，这一安排可以解释为：将中国整个行政机器交给一个外国人控制，有了皇帝的特别许可，他就可以在中国施行他曾经介绍到日本的那些改革措施。
袁世凯带着他的卫兵，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脚步沉重地出了颐和园。这会儿，他离庆亲王的郊外宫邸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他按照事先的安排，朝着晨色熹微中的庆王府走去。庆亲王和李鸿章正在那儿等着他。在这次阴谋会晤中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虽然并没有文字记录，但接下来的事情清楚表明：袁世凯出卖了皇上，他把几分钟之前光绪透露给他的重大秘密全都告诉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由他的心腹干将、来自都察院的秘密警察杨崇伊御史陪同，他们曾经一起起草了呈递给太后的奏章，这份控告信眼下可以加以修订和更新了，而且，现在要说服铁帽子们联名将这份奏折亲自呈递给太后，也已经不再有任何困难了。
不大一会儿，在紧急召集之下，端郡王、澜公和其余的铁帽子领导阶层都来了，听取了庆亲王和杨崇伊的简单介绍。（这期间李鸿章和袁世凯溜走了，因为铁帽子们对这两个人深恶痛绝。）庆亲王接着便召集了全体御前会议。在商讨和准备相关材料之后，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去了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最近的事态发展，请求她正式恢复训政——也就是说，让他们自己恢复藏在她裙子后面的权力。他们特别告诉她：此时此刻，皇帝正在和伊藤博文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并且，皇帝打算建立一个中日联盟，在这一联盟中，伊藤博文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脑（这是别有用心的夸大其词）。这样一来，将会危及到他们所有人。他们特别强调，尤其是将危害到慈禧作为一个退隐太后的位置，这样的理由肯定会吓住她。他们只需旁敲侧击地让她记起朝鲜的明成皇后的命运就行了，天佑侠团的刺客们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将她刺伤、焙烤，以至于死，为的是给日本人接管汉城扫清道路。
慈禧在会见厅（紧挨着她昆明湖上的退隐住所）所面对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年轻的煽风点火者、自鸣得意的王公贵族和老朽陈腐的赋闲政客。他们都是些玩世不恭的自利主义者，操纵起这个63岁的老太太来，易如反掌。慈禧一时弄不清这帮家伙到底要搞什么鬼，在短暂的迷惑混乱和半信半疑之后，他们完全把慈禧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他们告诉慈禧：假如中国步明治维新的后尘，满清的控制也就到了头，权力将会被转移到新兴的汉人政党中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的手里，这些人一点也不比麻烦制造者康有为及共和主义牛虻孙逸仙好多少，而愚蠢的皇帝到头来顶多不过成为一件纯粹的装饰品。这意味着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将彻底终结。
这次重要会见的首席发言人是李鸿章的狗腿子杨崇伊御史，他的机遇终于来了。起初，慈禧以她惯有的镇定沉着稳坐不动地听着杨崇伊的发言，听着听着，她的眼睛里骤然燃起怒火，她不由分说地打断了杨崇伊，命令他大声朗读整篇奏章。
杨崇伊摇头摆尾读了起来，这使慈禧不断想起多年来名士们的种种阴谋活动，他还描述了康有为最近的恶劣影响。他说：康有为爬进紫禁城的核心圈，并不是亲身而为，而是通过中间人。在康有为和名士们的影响之下，皇上被说服了，将那些阅历丰富的老臣革职。结果是，光绪接受了这些麻烦制造者及其同伙的建议，违背祖宗成法，将他们放在了与军机大臣并驾齐驱的位置上。如今，光绪希望将日本人伊藤博文置于仅次于皇帝自己的位置上，作为事实上的中国首相，指导中国如何统治、由谁统治。
慈禧再一次打断了杨崇伊的朗读。如果有过哪个场合使她举世闻名的火爆脾气得以全面展现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杨崇伊这是在指控一位卖国之君，这实在够狠的。然而这一回，这个皇帝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她从妹妹的魔爪之下救出的孩子，是那个被她当做自己死去的儿子的替代者而加以庇护的、备受虐待的孩子，是那个被慢性疾病置于如此不利的环境以至于面对堂兄弟们的进攻而无力自卫的孩子。正如追溯到他们起源于东西伯利亚的蛮族祖先一样，端郡王和他的追随者们对光绪皇帝穷追猛打，就像一群野狗折磨一匹伤残的小马，直到把他彻底摧毁。他们谁也不会懂得：慈禧的亲生儿子死后，光绪已经成了她儿子的化身。慈禧对他一直都温和而慈爱。两个人在宫中相依为命，情同母子。在谕旨中，光绪在提到他们俩的时候，语气常常如同母子，有时候称她为“皇阿妈”，有时干脆称“阿妈”。其他人也许能平静地听这些控告，但慈禧不能。听着听着，她的愤怒也在不断增长，她终于懂得了：这些人是要让她亲手灭掉自己的养子。伴随着愤怒而来的，是恐惧。
她想要知道：杨崇伊到底有什么证据以支持这些指控。虽然杨崇伊也承认，其中有些指控是建立在谣言之上的，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有理由相信：康有为和维新运动中的其他人，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这场阴谋受日本的影响和支持，还有英国佬也串通一气。杨崇伊向太后保证：自己并不反对维新本身，他反对的是：将这样重大的变革交由那些野狐禅和“倭寇”们决定。
这些骇人听闻的指控（受到她所一直依赖的皇室成员的支持）被精心设计得让慈禧别无选择，除了走出退隐并重新训政。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告诉御前会议：她拒绝仓促做决定。不过在1898年9月18日的北京，眼见得天平已经不可逆转地偏移了。
慈禧对她侄子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觉察，至少在他秘密会晤伊藤博文之前是这样。颐和园距离紫禁城也不过只有6英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不下10次去看望过他的姨妈，而且她也回过几次紫禁城。他们并非彼此隔绝（除非是在西方使馆和传教士社团的想象当中，这些人除了瞎琢磨，其他的消息来源实在少得可怜）。会晤期间，慈禧有足够多的机会亲耳从他侄子那儿听闻他在干些什么，他正在引入哪些改革措施，以及他将哪些大臣革了职。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慈禧在会晤期间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干涉，也没有记录表明她命令过她的侄子做过任何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情。直到此刻为止，她没有反对过他任何的改革措施。要不是庆亲王、端郡王及其他顽固分子跑去连篇累牍地说服她、李鸿章通过他的代理人这样去刺激她，也许，她压根就不会出面干涉。杨崇伊奏章上的白纸黑字清楚地表明：慈禧本人并不是那个最先动手的人，不管后来她如何经常地受到指责。李鸿章才是幕后的煽动者，是他操纵了铁帽子们和御前会议。
慈禧没有预料到麻烦。退隐后的她一头扎进了颐和园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里。她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一块坑坑洼洼的巨石运到颐和园，样子就像陨石，比一匹马还要高，那是一位省级官员为她院子里的花园而备办的一件礼物。而如今，御前会议中那些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却趁她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打蒙了。她被反对她侄子的奏折条陈完全淹没了，但她一直就是被人操纵的。虽然有一些指控纯属无稽之谈，有的也被无限夸大了，但有一些却让人深感不安，特别是那些暗示和野狐禅康有为之间的秘密关联，以及和日本之间的密谋。这一刻，她还不能确定指控背后的暗示是不是真的。她需要认真想想，暂时顶住要她采取行动的压力。
控告本身并不让她烦恼，让她烦恼的是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一项指控都可以个别处理，但最终的结论却颇为棘手：光绪无能，不能让他独自掌管大清帝国。这是一份在朝廷上盘旋多年的供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