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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一到日本，就被介绍为：一个权威的消息来源、一位朝廷的密友、中国皇帝的一位亲信。他告诉每一个人：他的死里逃生，完全是因为李提摩太和窦纳乐爵士的迅速行动，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官和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施以援手。这使得他说什么比要他是什么更重要。他自吹自擂，说伦敦《泰晤士报》的通信记者濮兰德已经亲自对他进行过审查，并向全世界证实：他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一位诚实正直的改革家。
打那时起，康有为的夸张宣传就在普天之下广为流传，极大地扭曲了他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从而导致西方政府不得不对他认真看待（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没准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几乎每个人都上了他的老当。
从1898年到1900年，外国报纸对中国的维新，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鼓掌欢迎，热心赞助。他们不断发表康梁二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创作的那些宣传材料。最主要的材料来源是梁启超的《清议报》，这份杂志由日本人资助，1898年12月23日（也就是他被秘密带出中国的三个月之后），开始在横滨出版。那些文章首先在《清议报》上发表，对北京的人和事给出了一个虚假或扭曲的版本，后来又被梁启超选辑收集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1899年，此书经过修订在上海和横滨再版，成了百日维新的被普遍接受的版本，是维新运动的《圣经》。
中国的英文报纸——比如《字林西报》和它的每周增刊《北华捷报》（出版于上海国际租界，所以不受满清政府审查机构的影响）——也采用了《清议报》上发表的虚假陈述。《北华捷报》经常刊载康梁的文章（都是被他们当作权威材料披露的）的译文，从而使这些文章完全合乎英美报纸的口味。《北华捷报》上所表达的那些观点，很少归到康有为或梁启超的名下，但其相似性是如此惊人，显然是从同一只杯子里吸吮来的。《北华捷报》的编辑先生们毫不隐瞒他们对慈禧的厌恶，以及对维新运动的支持，如今，康有为自称是这一运动源头。《北华捷报》在上海出版的那些货色，又被濮兰德转运到了伦敦的《泰晤士报》，接下来又被《纽约时报》所摘拾，这两家报纸在整个英语世界担当着纪录日志的角色。（关于慈禧太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道，可以毫不费力地顺藤摸瓜：从美国的地方报纸到《芝加哥论坛报》，再到《纽约时报》，然后到伦敦的《泰晤士报》，到上海的《北华捷报》，最后，自然就摸到了梁启超在横滨办的《清议报》。）
梁启超的排满杂志自然受到了海外华人的欢迎。1899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指斥慈禧、荣禄和刚毅是中国灭亡的设计师，梁启超写道：有人“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子，枯树之不能生花，以无其本性也。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接着，梁启超又补充道：“彼其愚迷，至死不悟。”他将一大堆赞颂之词给了光绪皇帝：“天生圣人，以拯诸夏。……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2（此时此刻，梁启超知道得很清楚：光绪既没有被“幽”，也没有被“废”。）
不管朝廷对这份杂志怎样努力地围追堵截，它们还是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高级官员，包括维新派曾经的支持者张之洞总督，读过这份杂志也不免义愤填膺。张之洞警告总理衙门，它正在毒害百姓的头脑。据说，军机大臣刚毅拿了一本给慈禧，而她“非常气愤”。无论按什么标准，这都是大逆不道之罪。1899年2月发表了一篇谕旨，悬赏捉拿康梁二人，“不论死活。”这篇谕旨是由光绪签发的。
很不幸，对于他们来说，满洲人从骨子里就对国际宣传缺乏理解，也完全不懂得如何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对诸如此类的宣传加以利用，或者进行反击。他们反应迟钝，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这样一些通过报纸、杂志和图书发表的声明对他们所造成的深刻而持久的损害，是能够提出质疑、进行反驳的。在满清统治集团中，李鸿章是个显著的例外，在拳乱期间，他将继续极其有效地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和操纵，不过，李鸿章的牺牲品又还是满洲人。最后，慈禧的全部传说演变成了抹黑宣传，而在促使大清王朝衰落和崩溃方面，说谎成了最主要的武器。如果满洲人认识到了这样的危险，那么事情可能会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奇怪地对此熟视无睹，就像那些守卫秦始皇陵的陶俑大军，以其辉煌而紧凑的编队在地底下埋藏了好几千年。
张之洞总督（六君子中有三个人曾经受他的保护）是那些追求朝廷奖赏的人之一。为了让康梁被逐出日本，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派出杀手佯装成学生去东京。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给予回击，指斥张之洞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吏”，是个事先知道铁帽子们的阴谋却赞同这一阴谋的反动分子。《清议报》出版仅仅一年之后，它在横滨的印刷厂神秘地毁于一场大火。
一点也不奇怪，日本人很快就对扮演吹牛大王康有为的东道主感到厌倦了。他成为大隈重信的座上宾仅仅5个月之后，大隈外相就说服了他去欧洲或北美旅行以进行筹款。康有为当然也没有两手空空地上路，大隈外相和天佑侠团给了他至少9；000块大洋的零花钱，作为路上的开销，1899年3月，他乘船前往加拿大。他没能访问美国，因为美国移民局需要满清政府的担保，所以就去了英属哥伦比亚。在那儿，他受到加拿大官员的认真对待，而他的荷包，则被海外华商塞得满满的。他接着去了伦敦，在那里，自由派领袖查尔斯·迪尔克爵士3在英国下院就英国因为慈禧“腐败而愚蠢”而应该干涉中国的观点提出辩论。保守派（他们对自己的外交报告心知肚明）反驳说：康有为本身有“误导”之嫌。
习惯于靠别人的钞票过优裕生活的康有为，很快就将他的小金库挥霍一空，不得不搬到新加坡，在那儿，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跨文化背景的阔人林文庆为他买单。康有为不得不做点什么，要不然很快就要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林文庆在新加坡的合伙人很乐意支持一次武装起义。凭借着如此激动人心的前景，康有为又从海外华人那里弄到了30万美元的进项，条件是他必须保证新政权的善意。他选择湖北省的汉口作为一个靶子，因为天佑侠团已经在那儿开设了他们的连锁药店的分店，可以用作军事行动的前哨站。从此以后，汉口的许多乡绅和富商都被策反了，于是康有为便设想：有了他们的支持，要发动一次起义大概不是什么难事。
第四部分 逃亡第72节 毒笔（2）
从一开始这场阴谋就失败了。补给和军事物品必须通过香港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五金公司，从日本偷运进中国，不过货物从未到达过。武汉的先遣队在约定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就提前动了手，密谋败露。这次很不光彩的失败花去了康有为大量的财政资助。他仍然呆在新加坡，不过开始相信那个孙逸仙派了一个刺客跟着自己。他决定带着年轻的女儿和姨太太去大吉岭4度假。那是喜马拉雅山脉一处度假胜地，他租了一幢房子，靠着华侨们为汉口起义捐赠的美元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年。
这其间，在日本，那只骑在康有为背上的小“狈”干得还不错。这两个人当中，更狡猾也更小心的梁启超，能够尽量避免使他的日本主人产生不愉快，并继续在他们的帮助下从事他的宣传活动。他煞费苦心地维护与大隈侯爵的良好关系，经常设宴款待他。
到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已经发展了一大群铁杆国际读者，这些家伙对关于邪恶的满清太后的那些新材料有着永不餍足的好胃口。在1898年之前，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她的存在，现如今，她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险恶的形象之一。在美国，因为对“黄祸”的旧话重提而使得这些排满宣传更加汹涌澎湃，也因为那些白人政治家、劳工组织、宗教狂热分子和土地掠夺者的煽风点火而更加乌烟瘴气。混合着关于东方帝国一个女性统治者的男性白日梦，从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本能反应。这样一种观念惹弄得美国男人心急火燎：腐败中国被一个有着奇异性需求的卑劣女人所控制着。
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了寻找灵感，便一头扎进京城文人学士的历史闲谈中深入挖掘，这些人很喜欢将慈禧和他们熟悉的魔鬼化身武则天相比照。对于康梁不断发布的那些个关于慈禧的黑材料，不熟悉中国秘史传统的西方人自然不晓得：其中有很多从前就已经流传过，不过说的是武则天。这些故事当中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就是：曾经谋害过那么多竞争对手的慈禧，到底是如何给光绪皇帝下毒的呢。这个主题又被康有为在新加坡的东道主林文庆专门针对英国听众进行了重新包装，“满洲人的刀叉伸得很长。”不过好像长得还不够。
曾经在1901年有幸和林文庆共进午餐的莫理循说，此人“多少有点自吹自擂。”濮兰德也认识林文庆，并且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庄士敦（后来成了溥仪皇帝的英国师傅）对此人也有过描写，说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华人。在1890年代，他是马来亚半岛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父亲是一位新加坡富商，祖籍福建。早年在新加坡声名卓著的莱佛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