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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作出直接的、正面的表述，这或许表明他自认为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最后考虑成熟，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同中共八大的决议，在当时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是有民主的”】
1956年7月起，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进入了讨论修改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重要文件的阶段。
从这时起，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讨论工作，并对各项重要文件作了认真的修改。
1956年7月6日到9月8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类型的会议，前后共有19次之多。
直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还在9月6日到8日，连续三天，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乔木，研究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刘少奇政治报告的修改上。整个修改过程，洋溢着民主协商的气氛。从现在保存下来的几份批件上，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1956年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将新修改的部分草稿送给毛泽东，并在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段的问题。”
毛泽东在当天就认真看完了这部分草稿，还在刘少奇的来信上写下了如下批语：“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9月4日，政治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修改好以后，毛泽东特地嘱咐陆定一送给陈云征求意见，并要在5日晚10时以前将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5日，陈云写信给毛泽东：“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6日凌晨2时前后，毛泽东看了陈云送来的部分修改意见，再次作了修改，并向胡乔木催要尚未送来的有关商业的一节。他在批语中说：“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一些，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历史见证。有人散布说，毛刘的矛盾始于中共八大。甚至说，刘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给毛看。这些传言，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
毛泽东对政治报告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就有21份。其中，毛泽东最重要的修改，主要有这样几处。
其一，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在政治报告里，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这段表述，经过了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
其二，关于防止个人突出。在政治报告的初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看了这段话，感到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在一旁批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而且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
其三，关于解放台湾的方针。在政治报告“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里，郑重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个重要决策，是1955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作出的。
在修改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昭示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其四，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政治报告中，有“国际关系”一节，提出了“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总方针。毛泽东对这一节反复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曾经加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这段重要的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虽然没有像政治报告那样投入巨大精力，反复修改，但也同样认真审阅过。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上述三个报告的准备和修改过程，十分满意。9月13日，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三个报告。
【“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感到不解。西方的一些人，借此大做文章，希望以此来证明所谓“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的猜测。
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里，对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在中共八大修改后的党章里，对上述提法改动如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两种表述，贯穿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再直接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首先提出不再使用这个提法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中共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面临着能否顶住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教条主义的巨大压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打出自己的思想旗帜——毛泽东思想。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观。面对治理国家和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有必要虚心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同时，在对外交往中，也必须防止盲目骄傲、把一国经验当作普遍原理的倾向。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尤为清醒和谨慎。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从这一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总是把“毛泽东思想”一词删去或改写。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时，又指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1954年12月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
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经过几年的宣传和贯彻，上述精神在中共八大前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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