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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30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900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江青当时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但是她早有政治野心，处心积虑想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尽管她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用她当年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召开这次“座谈会”，她是要借“尊神”之口，说出她要说出的话，这才是她的“本意”。
江青为什么说刘志坚等人起草的那个《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呢？原因盖出于此。
【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力图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由此引发了对彭真的严厉批判，最终导致了以摧毁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目标的十年浩劫】
1966年2月3同，与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隔一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一伙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思想界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了加强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专门成立的。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的，这个提纲又被简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一伙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正常的学术讨论轨道。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随后，又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彭真就在武汉代中央草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表示同意后，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然而，这个提纲，并不符合毛泽东要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图。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二月提纲》没有发表不同意见，并不等于同意这个提纲。3月下旬，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讨论通过的时间是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也由此而被打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此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
九、出笼后的《解放军报》“文艺黑线专政”论
园丁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抛出的，也从部队那里得到最初的反响】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索，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2月，江青凭着她那特有的身份，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者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四个军队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各种影片，并听江青一个人讲话，实际上是由她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诬称建国十多年来，文艺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是座谈会的基调。座谈会后，经陈伯达、张春桥的多次加工修改，形成了一个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修改时，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