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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心里“格登”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刚开会就扯起这些？转念一想，这事我确实不知，于是冷静地回答：“不知道。”
“你支持某派，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谢富治凶很地喊了一句，又阴阳怪气地重复了一句：“你们想搞个人的那一套不行了，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有人在那里指挥。”
这扯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暗暗猜想，又有些茫然。
这时，坐在正席上的康生开了腔：“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
“汇报情况。”
“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
我当时对康生是尊重的，可他的话又让我好生狐疑，明明我向他和陈伯达等人写过两封信，还专门向中央写过两次报告，都通过军委办事组转上去的，他怎么不知道呢！
不待我明白过来，康生又说：“你支持某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我没有出坏点子。”
“你敢写条子吗？”康生紧接一句。
我心想，这有什么不敢，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着康生的面，我写下了“我没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错误言论。”
康生拿起来看了看，“哼”了一声，阴不阴、阳不阳地说：“你在耍外交辞令啊。”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有，怎么办？”
我想了想，在原条子上又加上了一句“如有支持某派的错误行动和言论，愿受党纪国法的处理。”这时，我处在紧张思考的状态，康生他们搞这一套，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来一场风暴就在眼前。果然，康生又说道：
“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1936年。”当我吐出这句话，感到事情复杂多了，一个解决云南问题的中央会议，怎么却成了我的专案审查会？
只见康生那个深度眼镜后面，闪着两道阴险狡诈的目光：“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没有自首。”
“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面对康生的喝问，我坦然地顶道：“我不是！”
这一下，他咆哮起来，“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我依然冷静地回答。
“好！你保留吧！”康生气急败坏，指着我，“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
听到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动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的行动联系起来了？再说，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还没听说过呀！我想，或是我听错了？抑或是康生讲糊涂了？
只听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讲：“赵健民，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你投降了国民党。”
这说到哪里去了，古时候有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没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这么信口开河，我忙着分辩说：“根本没有这个事实，我当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的。”
康生不听这些，继续说他的：“你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不会跟你走的！”
对此，我严肃地说：“你说话要慎重，不能凭脑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像是拿出了“杀手锏”，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这几句话在当时真够得上份量，不仅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我自己也大吃一凉。记得我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我坚决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两声，“那时你是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是带着阶级感情的。”他接着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他又进逼一步，“你敢说你历史没问题？”
我回答：“没问题！中央可以审查嘛。”
康生一见我仍不让步，气急败坏，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踱步，“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我还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着我的鼻子，连说：“你写，你写！”
我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正要递给康生，恰巧见到他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全国人民揭露康生这个大野心家的罪行时，把这次诬陷事件称为康生发明的“相面”定案，我认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于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我自己便遭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说话速度慢，语气沉”是我带有“阶级感情”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惟一证据。】
先从1967年3月的谈话说起。
当年2月下旬，由于当时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有些人冲击机关，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情况。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于是，我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见我的通知，一位秘书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谈话，于是，我只得在小会议室里坐等，一直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后来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诉我，康生要来了。我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时针指到了3月1日1点。
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于开党代会，他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可今后怎么做，他没有说。
由于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近三点钟了，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