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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中，毛泽东让王、唐回京后转告他的建议：由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王海容和唐闻生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为让毛泽东放心，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等情况，对各种报告，信中说：
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
对人事安排，信中表示：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
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对自己的病情，信中汇报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当日，看过信的毛泽东痛快地批示：“同意”。
江青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她写信给毛泽东，提出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信中充分暴露了江青的“组阁”野心。
11月12日，毛泽东接到江青的信后，当即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然而，江青还不罢休，又于19日给毛泽东写去一信，赤裸裸地要起官来：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最清楚江青耍无赖的做法，20日，他再次狠批道：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仍没有把毛泽东关于“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劝诫听进去，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位置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对江青的野心，毛泽东立即予以点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让人转告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
——其他人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为防止江青等人的野心得逞，周恩来在重病中按毛泽东的意见集中精力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
这期间，周恩来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他多次约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到病房内谈话，常去他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有王洪文、江青等人。
进入1974年12月，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连续审阅、批准了一系列有关文件。12月14日，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一些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12月20日，在多次审改的基础上，他再次审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然后他提笔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我基本同意……
最要害的，仍是要坚持做好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他们竭力设法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部门。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间隔了整整10年。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还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非常清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必将关系到党和国家最后的前途、命运，从国家领导人到各部门领导人，由谁来掌权，情况大不一样。
就为这一点，周恩来忍着病痛，连续主持召开了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反复讨论人事安排。
12月21日、22日，根据讨论结果，形成了关于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套方案。
在这三套方案中，有交叉，有区别，有的甚至尖锐对立。意见不一，只好请在长沙的毛泽东定夺。
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王洪文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三套方案上，联合署了名。
为让毛泽东充分了解情况并亲自与毛泽东作最后的协商，周恩来决定亲赴长沙。
这时的周恩来，身体已处于极度虚弱状态，便中再次发现潜血，按医务人员的要求，必须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医生向周恩来表示了担忧。周恩来回答：“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能不能去长沙，负责周恩来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最终代表几位老同志对医护人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件事。”叶帅反复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总理安全回来。
随行的医生张佐良有这样一段回忆：
总理是在1974年的12月23日去长沙的。在此之前，叶帅就询问过多次，说总理的病情最近到底怎么样？也就是在我们12月出去之前，在11月就多次问过。我们就说，情况还是稳定。但是开头他并没有讲要怎么样。最后一次讲的时候，就问总理的身体能不能外出一次。我们一听外出，不知道是外出去哪里，是国内还是国外，时间长短，都不敢问。他跟我打电话，我不好多说，我只能说总理的病情现在还稳定，如果短期外出，时间不长，我想是应该可以的。他听了我这个话，心里好像是有点底了，然后就叫我考虑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不要人多。他说，这次外出，就是到长沙去见主席。
【197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与毛泽东共同作出了决定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最终破产。进入1975年的周恩来，心情仿佛轻松了许多。1月13日，他在自担任总理以来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之后，他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并信任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12月23日，处在一级医护状态下的周恩来：“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飞赴长沙。王洪文乘另一架飞机，也跟着去了长沙。
当天，周恩来与到达长沙的王洪文一起来到中共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见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到27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在长沙共四天半的时间，就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宜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在四天半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了多次话，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意思：
——再次当着王洪文的面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再次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
邓小平人才难得。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Politics（英语“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
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你们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充分信任周恩来：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对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表态：
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除讨论批准四届人大几个文件和组织人事安排外，还应追认和选举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职务。
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提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仍要继续强调备战。
当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
……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25日又起草了一份人事安排的名单，送给毛泽东审阅。
除了这些谈话以外，毛泽东还特邀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的长谈。这次单独会面安排在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去了。
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长谈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一是理论问题。
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头一天起草的人事安排名单。经过仔细推敲，两位伟人在人事安排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此时终于舒了一口气。
毛泽东还与周恩来谈到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全国都要学习，认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重申了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意见。
后来，人们把周恩来长沙之行的成果和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作“长沙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