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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都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讲，惟恐说走了嘴，招惹是非。这不仅对个人的思想、工作的进步，而且对健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端正思想作风、顺利进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1957年以后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左，以至发生“文革”的原因之一。胡耀邦进校后，在开展揭批查运动的整风学习会上，宣布“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黑材料）装（档案）袋子。大家解除了思想顾虑，畅所欲言，议论纷纷，这对分清思想是非、路线是非，效果很好。所以开学后即把“四不主义”推广到学员中去。胡耀邦向学员们说：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发表点不同意见，动辄得咎，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有不少干部把进党校学习视为畏途。这种状况如不根本改变，什么开动脑筋想问题，活跃研讨空气，发扬独立思考精神，都无从谈起。由于过去历次运动把人都整怕了，所以宣布“四不主义”，就有人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阳谋”、“钓鱼”？还有人说，即使胡耀邦同志真心实意实行“四不主义”，但将来说不定谁再搞一个什么政治运动，不听你胡耀邦的。虽然现在不装袋子，但可以装脑子，那时候强迫大家回忆材料，互相揭发检举，我们还不是照旧挨整。这些顾虑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真正解除的。经过实践检验，“四不主义”不久就取信于人了。1977年秋天开学后，高级班有位姓谢的学员认为，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妥，应该提“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为纲”，或者干脆提“以生产斗争为纲”。他的理由是：既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频繁地搞政治运动。不少学员听到后，感到惊讶，认为他这说法跟中央的提法不一致；少数人还建议开支部大会批判他。学校领导坚决不同意这样做，重申了“四不主义”是要保证大家独立思考、讲真话的道理。1977年11月间，理论班学员杨廷贵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中央1976年的四号文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四人帮”搞的鬼。粉碎“四人帮”后，现在的党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但在纠正这个四号文件的错误问题上，态度是含糊的，方法是消极的。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四号文件的错误。1978年4月，杨廷贵又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月间华国锋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维护，可是，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地宣传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怎么维护？党的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捍卫。他的发言，实质上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潮。在真理标准问题还未展开讨论的时候，这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党校编有内部材料《情况反映》，作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在取得学员的同意下，把大家的意见、建议，包括杨廷贵的上述发言，都编进《情况反映》上报中央，杨廷贵和大家一起，又都照常地投入学习。1978年初，有位学员在讨论会上联系实际，对本省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批评。没过几天，省领导对他爱人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什么？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爱人很快给他来信，称：你在中央党校瞎说些啥？你的发言，省领导都知道了。你别忘了“文革”中我们过的苦日子，以后咱能保住那每月二百多元的工资，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再也不要去捅乱子。冯文彬知道后，在一次全校学员大会上揭露了以上事实，大家听了都很激愤。接着冯文彬郑重宣布：“对过去的事，既往不究，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处理。因为反对“四不主义”，是反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这一来，学员真正相信中央党校的“四不主义”是动真格的，不是“钓鱼”，不是搞“阳谋”。一时间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了完整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党的方针、政策，学校设立了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和语文教研室（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几个教研室）。胡耀邦一进校就狠抓教师队伍的建设，注意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要求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到自己血肉里去。要求他们解放思想，有理论勇气，敢于拨乱反正。他还从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专院校调入了一批教员，充实中央党校教学骨干。胡耀邦分别到各个教研室跟教师们座谈，给他们指出讲课要着重讲什么问题，怎样讲才有吸引力。如要求哲学课一定要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讲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好。要求党史、党建课一定要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原理来分清是非，总结党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地阐述党的历史和党建学说，等等。
胡耀邦在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在每期学员开学或结业的典礼上，或传达中央重要会议精神时，对学员有多次讲话。这些讲话，阐明历史新时期党面临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勉励学员在新形势前必须努力学习，踏实工作，端正党风，体现了耀邦是反腐倡廉的坚定战士，给学员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85年7月15日，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的结业仪式上，对当时大家已感到的严重的党风问题，耀邦尖锐地讲了这问题，并且举例说明。他说：一次在武汉，干部们坐的吉普车掉在江里，群众见了都漠然不去救护，可见我们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到了什么程度！多么令人痛心和必须高度警惕！接着他说，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端正党风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礼堂一千六百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不久，一些人钻改革的空子，以权谋私。一天，在中央党校来自全国各省市主管教育的书记、副书记的研讨班结业式上，胡耀邦拔冗赶来出席。他讲话就请大家掏出笔记本记录，说：现在有两股风，一股是在职的一些领导干部利用他们的权力，一股是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利用他们的关系、影响，这两股人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倒卖钢材、倒卖汽车牟利，这两股风必须坚决及时刹住！这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出的决定，请你们回去认真传达，就说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不要等中央的文件了。
如所周知，后来耀邦亲自批示，对几位高干子弟严重违法大家感到棘手的问题作了处理。
为了及时了解教学效果，胡耀邦除亲自听一些课、参加一些学员的小组学习讨论会外，还多次利用晚上时间（他为了能多与学员接触，住在校内，周末才回城里关东店的家），找学员开座谈会，了解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及时解决。学员有意见就当面或写信告诉他。如有一次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讲课，教师没有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个学员听了不满意，就写信给耀邦提意见。耀邦立即批复，认为这个学员的意见很对，并转告教研室，这样的问题应该讲，不该遗漏，每门课结束后，耀邦要求教研室作出总结，从理论高度不断探索干部教育、党校教育的规律。
除教学工作外，耀邦同志晚间不回家，邀请学员到他校内住所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征求学员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然后报告中央，供中央参考。有位学员鉴于耀邦同志对党的工作的真诚态度，临结业离校前主动要求耀邦听取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耀邦因为忙，便约定在这位学员离京前，去他城里的家中谈话。
这一时期，在耀邦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员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非常高涨，每天入夜，每个学员楼总是灯火通明，差不多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熄灯休息。大家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学习理论，苦苦思索着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治理严重的创伤，如何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实现四化大业和民族复兴。学校担心的不是学员学习纪律松驰．而是学员过于劳累，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那时全校真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又一个春天。
中央党校学员对这些年在党校的学习是满意的，根据党校保存的记录，第一期八百多学员，经过几个月学习后反映：一、感受最深的是党校风气好，大家敢讲真心话，党校真正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党校工作同志都有一种真诚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的精神，耀邦同志深入到学员中间，150多个高级班学员，他都认识并谈过话。三、对党校教学计划和安排也很满意。特别是强调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觉得收获很大。四、能听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首都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这是在地方上很难做到的。
耀邦同志不仅大力抓好中央党校建设，而且也十分重视地方各级党校的建设。他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要求地市以上的党校都要恢复，有条件的县党校也要很快开办，轮训各级干部。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