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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听新闻联播，没有我写的消息；翻阅报纸，也没有。我感到奇怪，总社为什么没有发消息？
周鸿书的奇怪很正常，因为按照惯例，北京市委开会的消息，新华社应该在当晚就发出电讯稿。这一次新华社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对于如何报道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还没有拿定主意。杜导正回忆说：
看了周鸿书的稿子后，觉得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非常重要，但淹没在长长的报道里，不突出。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突出的内容。所以，我就和国内部的几位副主任于明、冯健等同志商量，能否就这一段发一个电讯稿。因为事关重大，国内部总编室将稿子送给穆青、李普同志审定。穆青、李普同志表示支持。穆青同志告诉我，他和曾涛同志商量后再做决定。当晚，他和曾涛同志商量过，得到了曾涛同志的同意。
因为要商量，所以新华社的电讯稿也就没有在当天发出。当晚，穆青与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曾涛通了电话，两人取得一致意见。穆青回忆说：
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三千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当年我是副社长兼总编辑，主管国内部的。他们向我请示，我把这东西看了以后，非常赞成他们的想法。我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其余的通通不要。我当时想，这是个大事，这样做有点风险。但是，这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的事情，我们从政治上来考虑应该这么做。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本来，我是主持工作的，稿子我定了也就可以发了。但是，涉及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个大事，为了慎重起见，我必须与一把手曾涛同志商量。当时曾涛同志正在京西宾馆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把这个意见电话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第二天，由杜导正主持，国内部开会商量发电讯稿的事情。周鸿书回忆说：
我接到了总社的电话，我记得是庄重打来的。他说，要我立刻回总社，要研究发表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他告诉我，昨天夜里，曾涛从京西宾馆打来电话，说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消息，要突出天安门事件。我立刻赶到总社，到杜导正办公室。杜导正、李峰、舒人、庄重等人都在。大家立刻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曾涛意见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按照我原来写的稿子发，但在导语里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个是单发，但大家都有顾虑，担心通不过审查。
到后来，我说：我讲个馊主意，看行不行。今天的《北京日报》已经登了会议的报道，里面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一段。我们是否可以从报纸里把这一段抽出来单发。
大家认为，我这个主意还不错，既单发还不用送审，两全其美。
庄重插了一句：这个主意好是好，可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我说：要讲滋味，心里最不是滋味的是我。我们争取单发，人家市委不同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老杜最后拍板说：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摘出来单发，一个是放在导语里，但要把老周的稿子调整一下，最后送给穆青来定。
讨论结束后，庄重对我说：你比较熟悉情况，你写单发的稿子，我调整原稿。我就在政治组找了个地方，把单发的稿子写完了。
穆青拿到稿子后，就通知国内部做好发稿的准备。当时任国内部副主任的冯健回忆说：
把周鸿书找来写这个稿子，写完了后就直接送到我那儿去了。值班的是舒人，他已经去世了，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他看完后，就交给我了。因为这个事情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既然决定要发，就要早发。
新华社现在发稿与当时不一样。当时叫“模写”。由模写员用正楷字在纸条上“模写”出稿子，再送往模写机，再发往全国。稿子事先模写出后，一旦要发，马上就可以发出去。这样，为了争取时间，我在稿子上写了这样的意见：请先模写，等通知再发。
标题是曾涛、穆青他们反复斟酌的，老杜也参与了。
如冯健所说，在模写的同时，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却还在商量着。穆青回忆说：
标题是再三斟酌的。国内部曾经定过一个长标题，这个标题是确切的，但不醒目。经过大家几经反复，最后确定了这个标题。这个标题一加上后，把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完全突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题。
但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我们定下来后，把稿子送给了曾涛。此后，我和曾涛同志通过十几次电话，一直折腾到晚上，最后把题目定下来。曾涛同志也给我说过，他和杨西光、胡绩伟、于光远等同志商量过。
穆青回忆中提到的曾涛与杨西光等人商量的情况，于光远是这样记叙的：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
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
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华国锋给《天安门诗抄》题写的书名发表出来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穆青所不知道的是，虽然中央对此事没有提出什么指责，但还是要求林乎加将情况了解一下。林乎加回忆说：
新华社的电讯稿出来后，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了解一下新华社发电讯的情况，以及电讯稿发表后的反应。我对华国锋同志说，最好中央有个态度。然后，按照华国锋同志的要求，我把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等同志找到我的住处，碰了一下情况。
林乎加对华国锋说，希望中央对此事表明态度。这个“碰情况”的小会后，人们在等待着。
林乎加首先知道了中央的反应：
后来，华国锋、邓小平找我、贾庭三和团中央的胡启立汇报情况。我概括地汇报了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情况。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好。我还是强调说，中央对这个事情要有个态度。
这是中央对这条电讯稿的首次表态。
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再一次表明了支持态度。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