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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还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提出具体意见。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他接着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决议起草期间一次很重要的谈话。邓小平说理透彻精辟,尊重历史而又充满感情。在决议起草的最关键问题上,他直面“非毛化”的不和谐音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为决议起草工作指出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在如何对待和总结历史的关键问题上,中纪委领导黄克诚也不计较个人恩怨,挺身而出。1980年11月,他在中纪委的会议上谈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在回顾了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后,他说道:“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黄克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21年后,他能够以坦诚、公正的态度评价毛泽东,使许多人深为感动,也说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
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事情刚刚发生,如何写,争议比较大。胡乔木根据中央的意见,亲自执笔,反复修改,写出了对这四年的基本总结,送给各政治局常委审阅。各常委除李先念因为出国访问未看到文稿无法表态外,其他先后通过书面批示或电话答复表示了肯定态度,仅华国锋打电话说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上此段。邓小平、胡耀邦认为,既然有人不赞成,就先不加,等到“四千人大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因此,供4000人讨论的稿子,关于这4年的内容只有6行,100多字。果然,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包括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进决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提出,要把最近4年写一段,并以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革路线,之后走上正确道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提出,粉碎“四人帮”后的4年,非写不可,有人不同意写,毫无道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也主张写近4年的一节。许多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和此后揭批“四人帮”中有功劳,但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仍然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左倾理论、方针和口号,犯了不少错误。
“四千人大讨论”过后,胡乔木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一共12条,并且吸收大家的建议,对决议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就在这一讨论进行前后,对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也在加紧进行。由于这两大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他们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兴风作浪,作恶多端,因此两案审判也就与历史决议的起草,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两案审理中,审判人员根据中央起草决议的精神,把握住一条根本原则,即只审判10名主犯的刑事犯罪,不审判其政治错误,这就避免了审判江青等人时牵涉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林彪、江青等人的罪行与毛泽东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宣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分别被处以不同的刑罚。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时刻,人们以鄙夷的目光看着这帮曾经不可一世的反革命主犯,终于以被告的身份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前述重大政治问题正确、恰当的处理,使评价毛泽东的感情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为决议尽快起草出定稿乃至以后通过决议扫清了障碍。
【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转眼之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就此项工作当面向邓力群、吴冷西指示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接着,他又对建国以后的历史作了简要评论,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部分,他表示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认为“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在谈话中,邓小平还首肯胡耀邦的主张,即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和老干部,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人的意见。
3月24日,邓小平身体力行,乘到中南海陈云住处探望之机,专门征求了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意见。陈云则对决议稿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仅仅过了两天,即把起草小组负责人找来叮嘱道,陈云同志的第一条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他还要求:“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
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他于这一年3月同邓力群的四次重要的谈话中。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陈云的建议与邓小平的要求是一致的,都在解决如何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关键问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