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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的55年
齐心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等事件。后来听白炳书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任研究员。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土改斗争，幸运地参加了绥德县几个乡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虽说我和仲勋经常相距几百里之远，但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信中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根据地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绥德县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当时，我正在绥德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暗为他的伟丈夫的气概而自豪。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的秘书黄植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