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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段，一所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一种求知的方法、路径。因为中学教育是一种精神的训练，是打开学生认知世界、观察社会的窗户，或者说是提供他们一个眺望世界的平台，是启迪他们心智，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是对他们创造的鼓励和激发。过去的中学，不光是那些名校，就是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学校教育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率不是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指标，教育本身有着比考试更高的价值，教育的过程要远重于结果，尽管考试成绩作为检验方式无法回避。1936年科学家竺可桢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投考浙大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成绩出来，他在9月4日的日记中说，“苏省上海中学占百分之六十，而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均不恶。苏州中学报考之人占第一位，计九十一人，较杭高之八十二人尚多。但所取则仅二十三人。南开中学并不见佳。北方以北师大附中为佳”。但是，在那个不是“一刀切”的时代，考试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考试“并不见佳”，并不影响南开中学的声望，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私立南开中学是一所好中学。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分析：“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高，但要略逊于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等校的，因为它政策上没有像后者特别注重督促学生演算习题，专门准备应考一流大学那种特殊‘节目’。”“事实上，二十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是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Ｋ’数学和理化。”
过去的中学之所以值得我们追想、神往，最根本的就是它们常常是超越功利的，没有把功利的目标凌驾在一切之上，陷入功利化的泥潭中，显示出精神上的猥琐和平庸。
三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说得明白一点，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曾在沙坪坝求学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张伯苓校长、许多任课老师、同窗学友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课堂，那些热烈的课外生活，沙坪校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动的细节几乎都已化入他们的血液，融汇为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养分。他们的回忆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已飘逝的传统，但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却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刘鹤守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人。在南开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他编了一本《沙坪岁月》，收入了两百位校友的回忆文章或片段，受到广泛的好评。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即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啊！
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例如，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都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而老师绝大多数并不搞政治化的说教”。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次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让一位女生永生难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但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同学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怀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他们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父亲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在他的记忆中，“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几个六十岁的学生在八十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老师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得哭了。
在学业的传授上，南开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教学内容往往没有现成的框架、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的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获益的。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在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中，他所选编的教材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的作品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也“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百分之四十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受了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郑新亭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仍不为人知的东西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呢：“在家乡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老南开在莘莘学子的心田中种下的绝非只是知识的种子，而且植入了最朴素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从本质上看，南开的教育就是培养、鼓励、激发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因为比课堂上传授知识还要重要的是，学校和老师总应千方百计地给学生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成长环境，使他们健康成长，从而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有幸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熏陶过、历练过，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会迷失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专业化教育都无法比拟的。经济学家吴敬链说：“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