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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的无韵诗,激发了郭沫若创作新诗的欲望。《死的诱惑》、《新
月与白云》、《别离》等爱情诗,是郭沫若最早的诗歌创作。1919年爆发的
“五四”运动,使郭沫若受到鼓舞和激励,他看到祖国新生的希望,心头长
期的郁闷和个人的激愤就像埋在地下的岩浆一样奔腾翻涌,尤其是美国诗人
瓦尔特·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1919年下
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出现了一个诗歌创作的爆发期。《女神》中的
大部分诗歌,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名篇均
出自这一时期,它们最早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当时的创作除收入
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外,还有许多集外佚文。这些诗歌的发表,奠定了
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反帝反封的
爱国思想,冲破了旧诗词的枷锁,奠定了自由体诗在中国的地位,对中国新
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9年夏,郭沫若开始翻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未出版);
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的论诗与文艺的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
年和钱君胥一起翻译了德国史托姆的《茵湖梦》。同年7月,与成仿吾、郁
达夫等成立了“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2年4月,翻译出版了歌
德的小说 《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1、1922两年中,郭沫若曾三次回国,
但黑暗、落后的中国使郭沫苦的理想破灭,就是历来被诗人所赞美的大自然
也成为他寄托其抑郁和寂寞的所在。诗集《星空》中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
诗篇就是诗人心灵受到创伤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第三阶段:回国(1923—1928)
1923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到上海。与郁达夫等人
① 《郭沫若文集》第10 卷第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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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 《创造周报》及《创造日》,并经常发表作品,这是前期创造社的极盛
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较大
的变化和发展,逐渐从迷茫中走出来。他不仅高呼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
①
产阶级的精神”的口号,并且指出唯物史观的见解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
②
路” 。从此,《星空》里那种对自然的抒情描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女
神》中对工农的赞美。《前茅》便是诗人这一思想变化的真实写照。这一年,
郭沫若还写了历史小说《鹓》、《函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
君》;新诗 《留别日本》;散文《梦与现实》等。
1924至1925年,有几件事对郭沫若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其一是
郭沫若于1924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
书的翻译,使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开始减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二
是 1924年春夏之交进行的社会调查,使他对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有了新的认
识;其三是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发主,军阀的暴行使郭沫若奋笔
疾书,起草了 《五卅案宣言》。从此,他由一个泛神论者成为激进论者,由
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随着世界观的改变,郭沫若的文艺观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
住时代精神。1925年,他配合当时反帝形势的需要,写出一部三幕历史剧《聂
嫈》。
1926年1月,小说戏剧集《塔》出版。3月,郭沫若任广东大学文学院
院长,出版了译作《雪莱诗选》。7月,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
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4月,诗集《瓶》出版。5月,
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严厉声讨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8月4
日,郭沫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年初,诗集《前茅》、《恢复》,译作《浮士德》相继出版,
此时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大多数的人
们”的口号。2月下旬,郭沫若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第四阶段:在日本10年 (1928—1938)
在日本的10年间,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古文字学,论证了中国
奴隶社会的存在,写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
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
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
者之一。此外,他还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
伐途次》等自传、小说、散文等,并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的刊物《质文》
撰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海外十年”,是郭沫若“保持活力,
①
埋头研究,补充自己” 的10年,他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
研究,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阶段:抗战以后(1937—1978年)
②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祖国。《归国
杂吟》等7首诗就是归国前后感情的抒发之作。郭沫若在上海开展抗日宣传
①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载《创造周报》第3 号,1923 年5 月。
②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载《创造周报》第23 号,1923 年10 月14 日。
① 《我要说的话》,载1941 年11 月16 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战声·归国杂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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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编《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以抗日为题材写了话剧《甘愿
做炮灰》。
1938年,郭沫若来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后担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文化界的抗日宣传工作。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6部
历史剧,1944年3月,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郭沫若写了《甲
申三百年祭》。1945年6月应邀出访苏联,写有《苏联纪行》。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主席。新中国
成立后,他担任了领导职务,长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并出版了《新华颂》、
《蔡文姬》、《武则天》等诗文和著作。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
林国际奖。
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杰出的诗
人、作家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是继鲁迅
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
(2)《女神》及其他
郭沫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很高,其中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尤为突出,对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巨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
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集中体现,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除《序诗》外,共收诗歌56首,包括1916
年至1921年的诗作。《女神》共分三部分,每部分都受到外国诗人的不同影
响。第一辑收三首诗剧,受歌德影响较多;第二辑是《女神》精华所在,受
惠特曼影响很大;第三辑受泰戈尔影响。其中惠特曼对郭沫若产生的巨大魅
力,就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
套都摆脱干净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好合拍。
《草叶集》雄浑、豪放的气势振撼着郭沫若的心灵,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
欲又受到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能感到诗兴的猛袭。“五四”运动的
爆发,使郭沫若找到了抒发个人和民族愤恨的机会,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
希望,便将自己的爱国热情抒发出来,融入到“五四”运动的大洪流中去。
于是,《女神》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爱国主义。郭沫若说:“五四
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心的姑娘,她简直就和
我的爱人一样。” (《创造十年》)。在《炉中煤》中,诗人自喻为正在炉
中燃烧的煤,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他
心爱的“年青女郎”勾勒新颜,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即使变成灰烬也
在所不惜。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诉衷肠: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亲!》)
《凤凰涅磐》和《女神之再生》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
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