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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而且我们还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么多国家的精英，就这样葬身在熊熊烈火之中。
到了周朝，很多有文化的巫师都改行从事文字工作，做技工巫师的人不多了。随便抓个人来烧，又不能感天动地，烧人之风也就不太盛行了。当然，对这活动有兴趣的人还是存在的，比如鲁僖公。有一年鲁国大旱，鲁僖公就准备烧几个巫师来求雨。幸亏手下有见识的大臣出来劝谏，说：
“烧了他们也没用，还是早储备点救灾款、救灾粮，才是上策。”
烧巫师求雨就像做名菜一样，时间一久，味道也就不那么纯正了。搞了几百年的求雨仪式，离古人越来越远，一方面大家已经不怎么信服，另一方面，操作的基本规程也已经忘得七七八八，而且动不动上烧烤架，谁还肯从事巫师这一原本很有前途的职业呢？于是，人们想出了变通的方法，改成在太阳下曝晒，虽然辛苦了点，但心意基本到位，而且性命无忧，做国君的有时也有兴趣参与了。有一年齐国大旱，晏子对齐景公说：
“这是显示您与百姓同甘共苦的最好时机，您也别在皇宫里乘凉了，出来到太阳下晒个把时辰，以示与山灵河伯共患难，到时下了雨，功劳可不就全归了您。”
于是齐景公也到郊外去晒了两天，果然大雨滂沱。
这种不会丧命、又显示诚心的事当然比纯粹烧人要好多了，于是官府纷纷效仿，只要一干旱，地方官就率领百姓去晒太阳，这几乎成了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东汉章帝时，有一年夏天大旱，朝廷百官都习惯性地去太阳下曝晒，不久，下了点小雨，于是大家轰然散去。只有太尉郑弘觉得还不够，一个人又足足晒了一天，果然下了场倾盆大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态度决定一切。
由于狡猾官僚的存在，求雨很快就成了表达忠心、收买民心的手段。东汉时，有一个郡大旱，太守出去晒了两天，头晕眼花，也没什么效果。手下有个叫谅辅的小官，索性玩狠点，说：
“再不下雨我就自焚，老天爷别再折磨我们太守了，有什么就冲着我来吧。”
又是正要点火时，大雨瓢泼，既保住了性命，又表了忠心。
有时，曝晒求雨也被用来作为惩罚措施。三国时有个著名的道士于吉，参加了东吴孙策的智囊团。本来，孙策只是让于吉给自己看看八字、手相什么的，但他手下的人却把于吉当神仙看，崇拜得不得了。有一年要渡江作战，正赶上大旱，本来孙策让士兵们好好做纤夫，可是大家一有空闲就到于吉那里讨论手相问题。孙策大怒，你一个小小幕僚，魅力指数竟然会超过我，今天正好趁天旱收拾你。于是命令人把于吉捆起来，扔到太阳底下曝晒，而且传出命令，如果中午之前不下雨，就叫你死翘翘。没想到，中午还真下了场雨，将士们纷纷给于吉道喜。孙策心里更不是滋味，索性食言杀了于吉。
比起官员们假惺惺地表忠心式求雨法，老百姓求雨的方法要直截了当得多。他们除了晒巫师，还要晒负责降雨的龙王。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里，就详细地介绍了做土龙求雨的方法：春天求雨，要先晒几个巫师，再派口齿伶俐的巫师去向上天祷告，选择恰当的日子设立祭坛，造一大七小八条龙，往水池里扔几只蛤蟆，杀两只公猪，找几个小孩跳起娱神的舞蹈……生动鲜活，丝毫没有官场的道学气息。
老百姓求雨不是为了表忠心，其目标单一明确，就是为了雨水，所以，在一些民风淳朴的地方，采用的方法更为激烈。在广东一带，每逢要求雨，老百姓就给龙王庙里的龙王时间限定，比如说十天内一定要下雨，时间到了还没雨，就是你龙王爷没用，把你抬到太阳下晒个十天，再不下雨是吧，还有招，就是把龙王的塑像砸了，我们改信别的神仙，不再给龙王送冷猪肉。威逼利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从根本上说，无论烧人还是烤龙王爷，都是巫术，但其中的进步至少说明了人类对自己的尊重。
◎ 摇啊摇
古人有一种说法叫“卜以决疑”，意思是遇到什么拿不准的事情就去求神问卜。占卜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占梦、星象、术数、风水等等。其中体现中国特色而又最具互动色彩的，大概要算扶箕了。
扶箕又称作“扶乩”或“扶鸾”，就是把筷子插在簸箕上，悬挂起来，占卜的人扶着摇动的箕，筷子就在下面的沙盘上乱划。扶箕的人根据筷子在沙盘上划出的形状来猜测、判断所问事情的吉凶，后来逐渐发展为筷子直接写出判词，大家记录下来就可以了。还有的不用筷子和沙盘，直接用笔和纸，这样就更方便了。有时碰上箕仙精神特别亢奋，笔就会自己蹦起来在墙上写。
箕本身并不是神仙；神仙依附在箕上，它才这么嚣张。神仙为什么不下来亲自写呢？也有一套说法：大意是神仙们觉得尘世太过污浊，整天吸风饮露的大仙们（有不少书中说神仙们总是吃仙藕，即便确实如此，好像也不怎么小康），只要接近俗人，就像贾宝玉看到男人一样，“便觉浊臭不堪”，怎么可能抓起凡人污秽的笔，写下凡人使用的污秽的字呢？脏了自己的手倒是小事，心灵受到了污染，那才难以忍受。
最早的箕仙是个叫“紫姑”的女人。传说紫姑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妾，因为正房嫉妒，将她虐待致死，后来成鬼再成仙，经常通过扶箕显灵。紫姑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在神仙界享有盛誉，显灵事迹极多。她基本上为乡下人信奉，庄稼人经常请教点农事方面的问题，像什么时候栽种、收割一类的。
说起来还是知识分子厉害。随着扶箕的影响逐渐扩大，读书人眼看民间的“小传统”要盖过精英阶层的“大传统”，马上采取拿来主义，把扶箕技术全部收编。他们的理由很充分：
“你们这些乡下曲辫子，懂什么扶箕请仙。泥腿子放下锄头就敢请仙，也不知道洗个手、点柱香先！再说，凭你们的文化水平，箕仙写的字能认识吗？像我们这些进过学、中过举的读书人，跟神仙寒暄、诗词唱和，何等风雅，你们那点锄草、施肥的破事，也好意思去麻烦神仙。神仙有必要这么贱格，成天跟你们讨论形而下的问题吗？”
客观地看，乡下人也确实没心思在扶箕上花工夫，那玩意儿晃来晃去的多急人，像农事、天气之类的，翻翻皇历要快捷明白得多。而读书人扶箕，更看中的是可以“时时勤拂拭”，一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不必像托梦之类的没点因头，多少有点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的感觉。而且与箕仙相互切磋交流，也增强了预测的互动效果。
读书人中开始兴起扶箕，大概始于宋朝，到明清时达到鼎盛。有学问的人扶箕，当然不会像乡下人那样没有品位，他们主要询问的是科举考题、功名前程、生死寿夭之类关乎自己命运的大问题（其实，天气、收成同样也是关乎农民的大问题，只是知识分子们向来不在乎这些）。
对唐宋以后的读书人来说，一生的命运基本寄托在一场科举考试上，所以找箕仙打听考题的最多（在读书人眼里，这不算作弊，而是仙缘）。箕仙当然不知道考题，但是书生们会根据蛛丝马迹来猜，练习脑筋急转弯。比如在康熙年间，一群举人扶箕请神仙透露点题目，箕仙说：
“不知。”
众人再烧香磕头，说：
“我们对您一向敬重，逢年过节也没少给您孝敬吃喝，请您务必给点暗示。”
箕仙又写道：
“不知，不知，又不知。”
众人想，这箕仙也实在倔得差劲，算了。结果到考试时，题目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众人恍然大悟，原来神仙早就给了提示，全怪自己猜谜的本事太烂，只好和金榜题名擦肩而过。
箕仙总是像这样，不会给出明确的答案，读书人又非要在扶箕这棵树上吊死，因此通过扶箕询问试题逐渐演变成猜谜游戏。古代的灯谜中有不少以《四书》中的文句为谜底，我觉得多半和扶箕有点联系。
无论科举考试怎么僵化，毕竟还需要多准备准备，至少先得弄点模拟复习题做做。如果死心塌地一味求箕仙指示，反而会被箕仙捉弄。曾有一大帮穷秀才扶箕请仙，结果箕笔写道：
“吕洞宾到，你们想请教点什么？”
众人大喜，吕神仙道行高深，问他老人家准没错，于是纷纷跪倒磕头，请问功名。箕仙道：
“多磨点墨。”
众人急忙磨了两大碗墨，箕仙又写：
“大家把墨分喝了，听我判断。”
众人喝完，箕仙写道：
“平时不读书，临时吃墨水；吾非吕祖师，前村赵酒鬼。”
扶箕流传广泛，请来的神仙也没有什么定数，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神仙固然经常出现，岳飞、关羽、史可法这样的忠义之士也可以成仙显灵，一些假冒蓬莱仙子之类的杂牌军也会光临，甚至连吊死鬼也能偶尔客串一把。到后来，几乎阿猫阿狗都敢号称箕仙，闪亮登场了。
有一位姓吴的人家扶箕请仙，来的神仙自称是王重阳的得意弟子长春子邱处机，一个客人问道：“《西游记》真是您写的吗？是讲炼金丹秘诀的吗？”箕仙说是。客人又问：“您的书是元初写的，为什么里面写的祭赛国、朱紫国、灭法国，都用的是明朝制度呢？”
箕仙忽然不动了，再问也不回答，原来已经逃走了。其实，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确实写过一本游记《西游记》，但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可当时人们都认定邱处机是小说的作者。客人读书比较仔细，看出了小说中的情节与元代的情形有差异。号称“邱处机”的箕仙也肯定是假冒的，否则，怎么连自己弟子的大作都不清楚呢？
还有一位扶箕请仙，请来的神仙自称是李白，大家说好啊，李太白号称诗仙，今儿大驾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