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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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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
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
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这说明李贽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
是要维护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与时代的限制,也不可能违背
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
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
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
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
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
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
“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
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
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
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
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
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
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
《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
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以
“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
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
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
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
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
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焚书》卷6和《续焚书》卷5收集了李贽的很多诗歌,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我们
可从中看出他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又可察觉出他沉湎于佛经而产生的苦闷徬徨。
    《焚书》、《续焚书》是李贽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力作。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
大胆批判所表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教条精神,启迪与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进步学者,
对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
洪水猛兽。李贽也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将著作名之为《焚书》,以后也果然于明
清二代多次遭焚烧,但却是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李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成
为后世之楷模,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把他当作反孔的先驱。“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
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
正是对李贽与其思想影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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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18 《明夷待访录》




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
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
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
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
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
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
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
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
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
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
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
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
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
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
《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
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
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
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
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
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
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
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
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
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
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
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
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
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
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
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
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
“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
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
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
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
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
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
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
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
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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