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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会完全脱离英国而成为独立的教会。美国的天主教也重新调整了和罗马
的关系，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尽管它不可能完全脱离罗马。美国的天主教
徒数量不多，但借宗教信仰自由之机，再加上许多天主教徒在美国革命过程
中有良好的表现，天主教的地位大有提高。它们原先隶属于伦敦宗座代牧，
美国独立后，这种管理形式已不适应新的环境。1784年，马里兰州的约翰·卡
罗尔（1735—1815年）被教皇庇护六世（1774—1799年在位）任命为美国宗
座监牧。不久，美国天主教徒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位主教，但是，他们又不情
愿受外籍主教管理，一些神父便请求罗马授予他们自选主教的权利。罗马答
应了这一请求。1790年，卡罗尔在伦敦接受祝圣为巴尔的摩主教。1791年在
巴尔的摩召开美国天主教第一届会议。1808年，巴尔的摩被定为大主教管
区，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肯塔基等地设主教管区。1815年，天主教在美
国初步奠定稳步发展的基础，神父已有100多名。
荷兰和德国的归正宗教会与它们的欧洲母会的联系本已很弱。1792年和
1793年，两者分别宣布与母会完全脱离关系。
美国长老宗本已形成独立的组织，美国独立后，它又改组了自己的组织
机构，采用以总会为领导机构的完全的长老制。1789年在费城召开了美国长
老宗首届总会会议。
路德宗教徒最初来自瑞典，18世纪，大批德国移民集中宾夕法尼亚，加
强了那里的路德宗势力。1748年，亨利·梅尔希奥·穆伦贝格（1711—1787
年）组织了第一个永久性的路德宗会议。1762年，穆伦贝格又为费城的路德
教会制定一个章程，规定一切教会职员均由本堂区会众选举产生。
公理宗、浸礼宗、贵格会等教派早先就已脱离欧洲母会而独立，美国革
命对它们的组织形式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摩拉维亚派是唯一一个没有脱离欧洲母会的教派，它与海尔亨特中心的
联系更密切了。1775年，该派采取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新政策，使美国的摩拉
维亚派更难摆脱欧洲的控制，摩拉维亚兄弟会在美国的影响也迅速衰减。
美国独立战争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称普救派，创始人是
英国牧师约翰·墨累 （1741—1814年）。他于1770年到美国传教，1774年
在马萨诸塞建立组织，1779年在该州的格洛斯特建第一所教堂。普救派主张
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将获救赎，因为基督的救赎是普及到全人类的。墨累本
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他不同意加尔文的预定说，他认为基督已为一切人的罪
付清了赎价，在审判到来之日，一切人都将直接蒙受上帝的降福。普救派在
下层群众中争取到很多皈依者，教徒人数增长很快。1790年在费城召开一次
普救派大会，1803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温切斯特又召集一次大会，通过了一
个简明的信纲，主要内容有：上帝是全人类的天父；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是人
们灵性权威和指引者；《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各人之罪都将得到公正的处
理；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将回归于上帝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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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美国出现了一个教派林立的基督教世界，各派都不能再指望依
靠国家政治权力的扶植，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只能依靠自己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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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觉醒运动
18世纪30年代，移植到美国的基督教出现一次被称为“大觉醒”的基
督教情感复兴运动，它类似于虔敬主义运动和英国的福音奋兴运动，并与两
者有实际上的直接联系，是美国基督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沃尔克称它是“18
世纪美洲殖民地宗教生活中影响最深远，引起的变革最巨大的宗教运动。”①
大觉醒运动提倡严格的道德和热心的虔敬，重在培养基督徒的生活方
式，强调人们必须经过灵魂上的革命，获得新生，才能进入真正的宗教境界。
某种意义上说，大觉醒运动以及它在欧洲的同类运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
宗教改革运动的继续和补充。宗教生活从本质上说是情感式的，在生活实践
中，个人的宗教情感比理性的作用要大得多。宗教改革作为宏观的社会文化
运动，主要是从思想理论上批判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义、教化和组织制度，为
新教的产生确立理性条件，这一步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大多数民众，
特别是下层民众，基督教就不仅是一种理论知识，是学术活动。它必须渗入
人们的灵魂，融入生活实践，才能控制人们的心灵，成为实践上的宗教。宗
教改革运动及其后的理性主义未能完成这个过程，并且由于过分注意理性，
忽视情感，还导致形式主义和死板僵化，更容易使基督教脱离大多数人的实
际生活经验。宗教改革和理性主义运动创立了新教，但是还必须使新教深入
绝大多数的民心，这便是几次灵性复兴运动要担负的历史使命了。
在北美的英属各殖民地，促成大觉醒运动的还有其特殊背景。北美广阔
的未开发土地似乎为不同的人们都提供发展自己的充分机会，人们都疯狂地
投入到殖民冒险中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宗教活动得以存在的那种封闭的、
对大多数人毫无出路的社会结构好像是削弱了，宗教不再被看作是生活的中
心问题，人们的宗教信仰程度降低了。据统计，在美国的第二代欧洲移民中，
正式教徒只占四分之一，以至一些教会为保持自己的一定教徒数，不得不采
取妥协，推行一种“半途契约”的方式，即从小受洗入教的人，成年后只要
保证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可保持与教会的联系，这些人不必公开宣布自己的
信仰，不必在宗教仪式上表白自己的信仰经验。这样的教徒实际上只留下一
个空名，人们之所以需要这个空名号，只是为了争取必要的政治权力。至于
基督教的那些日常宗教活动，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仪式，一种生活方式的传
统和习俗罢了。
这种局面的后果是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阶级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各阶级阶层之间及其内部的斗争不断，社会道德风气日下。近代的人文主义
运动很欣赏个性自由、个人发展和幸福。但整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整合机制，
以调整和控制各社会成员的行为。在欧洲，长期充当这种社会整合机制作用
的一直是基督教。面对美国社会生活的无序状况，欧洲移民的子孙从他们的
前辈那里接过了基督教这一武器，想借此整顿北美的社会和道德秩序。这是
他们熟练掌握并确实能奏效的唯一手段了，以法律的形式整合社会是在美国
独立后才逐渐学会的。在那些大觉醒运动的推动者看来，社会的动乱，道德
秩序的堕落，都源于人们心灵深处宗教情感的削弱，而那些正统教会和基督
教的理性主义者只满足于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口头上喊得很凶，实际上却脱
离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实践，不能以基督教维系人心。大觉醒运动不注重理性
① 威利斯顿·沃尔克： 《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5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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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争论，而是全力投入到广泛的宣道活动中去，企图唤起人们的宗教情感，
点燃心灵之火，使人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大觉醒运动是1726年肇始于新泽西的拉里坦谷，那里的荷兰归正宗教会
领袖西奥多·丁·弗里林海森（1691—1748年）不满于教会中形式主义，他
试图唤醒他的教民，使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能够深入内心情感，有灵性经验
方面的感受，他认为这应该是判别教徒是否虔诚的标志。弗里林海森经过6
年的准备，在他管理的教会中推动灵性奋兴运动，很快就引起广泛强列的反
响，听他讲道者甚众，不少人加入他这一派的教会。
有一批长老宗的领袖也被吸引到这一心灵奋兴运动中来。爱尔兰人威
廉·坦南特（1673—1746年）信仰清教，曾是爱尔兰主教派教会的神职人员，
1716年到北美后改信长老宗，先后在纽约的贝德福德和宾夕法尼亚的内沙米
尼主持教务。他在内沙米尼培训了一批青年牧师，其中有他4个儿子中的3
个。1736年，坦南特创办一所“木屋学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以便
适应长老宗发展的需要。坦南特的儿子吉尔伯特（1703—1764年）在新泽西
的不伦瑞克任长老会牧师时接受弗里林海森的影响。他认为，基督教的重生
经验是得救的保证，牧师的责任就是要深入教徒中去，向每一个基督教徒传
道，激发他们的活生生的宗教情感，引导他们悔悟归正。他指责那些未获重
生经验的牧师是“瞎眼的领路人”。当时，长老宗内有两大派势力，一派是
赞成英格兰清教的观点，注重以心灵体验为基础的信仰；另一派坚持苏格兰
—爱尔兰传统主义，把教义是否正确放在第一位，前者称新派，后者是旧派。
旧派把基督教当成理性知识和学术了，认为长老派牧师如果没有上过名牌大
学并取得学位，需经过宗教委员会考试确认其学术资格，否则不能当牧师。
牧师讲道要严格按正统的教义。新派则认为，长老在其管辖范围内有不可争
辩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