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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老牌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文化假设中吸收了不经革命的变革观念，即通过发展新的社会技能去解决由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倾向于把过时的东西视之为一种遗存，对其喜好抑或厌恶当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英国那些负责将文件送往法国的信使，在信件已经能够通过邮局寄送以后，还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英国，那里的议会政府取代皇室作为权力的象征之后，威严的皇室仍然和议会政府并存于世。在瑞典社会中，有关性行为的最现代的法律条文也和正统教会最僵死的绝对道德戒律并行不悖。
与此相似，在美国，既有人坚定地信奉方兴未艾的变革（人们把这种变革解释为一种进步），也有人继续求助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既有将关于正确与否的独断论作为基本信仰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团体，也有从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和智力发展远景的乌托邦社区。虽然我们竭力地鼓吹人人生来平等，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依旧随处可见。
今天，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变革都迅猛异常，显得突如其来，而且往往十分剧烈。那些把变革想象为一种井然有序的过程的人们，未免过于幼稚。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往往如火山之潜流，顷刻间升腾爆发，既可能采取革命和反革命相对立的形式（就象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也可能完全倒行逆施，借一种新的形式复辟古代的专制制度——异端邪说者将遭受残酷的迫害、非人的待遇、甚至被活活烧死。今天，那些将自己视为时代前行的光明之炬的年轻一代，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反映着人们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态度。尽管他们欲图仿效那些能够彻底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宽容和相对的宗教价值观去对待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信条的佛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有时却和不允许有任何异念的专制制度对待异教徒和怀疑者的态度相差无几。
为什么我必须睡觉？为什么我必须吃蔬菜？为什么我不能吮吸手指？为什么我必须去念书？对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父母至今仍然加以简单的训导：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上帝说应该这么做，或者，因为我说应该这么做。这些做父母的时刻准备为在现在的文化中重建前喻文化的基础开辟道路。但是，前喻文化的基本内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僵死、更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当今之世使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不再是传统的观念，各种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观念都盛行于世，前喻文化注定要和这个世界发生龃龉。
但是，大多数父母由于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从而也不再信奉那些陈旧的教条。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这些和他们当年完全不同的孩子，而大多数孩子也不屑再向父母和长辈学习，更不愿今后象他们一样生活。过去，那些在美国生活的移民的子女，恳请父母在公众场合不要说自己的本国语言，也不要穿令人好奇的本民族服装，以免使他们当众感到羞辱，既不能否认自己的父母，但同时又不能简单、顺从地接受父母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这样，他们便学会了寻找新的教师作为人生的向导，学会了以那些适应性强的同龄伙伴作为自己行为的楷模，天长日久以后，他们便从那只有父母能够忍受的群体中悄悄地消失了。
今天，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很快发现，以往那种解决方法不再可行。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隔阂，同样存在于他们的朋友与朋友的父母之间、他们的朋友与自己的老师之间。而这类问题在父辈要求他们认真去读的经典书籍或色彩鲜艳、装璜漂亮的新教科书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有些人开始面向国外寻找人生的楷模。他们被生在阿尔及利亚但却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哲学家加缪所表达的内心冲突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试图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词句中或存在主义的作品中，确立人生的目标。他们狂热地崇拜其他国家的青年革命团体的领袖。白人学生和黑人分离主义者结为联盟。而黑人学生则致力于通过改变现状重写他们以往受屈辱的历史。
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领悟，若要解决那些影响整个世界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采取统一的行动。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使一切从头开始。年轻的一代抛弃了那种井然有序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他们无法从长辈那里原封不动地接受过去，他们只能否定长辈现在正在做的一切，在年轻人的眼中，过去是一个惨痛的、无理智的失败，而未来除了地球的毁灭别无他路。有鉴于此，他们准备通过一种社会推土机式的行动，为新生事物开辟前行的道路——即象推土机那样，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清除大地上的树木和废墟，为建设新的社会创造条件。他们认为老一代不能理解为了有计划地改造社会而出现的反叛之举，因而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当代社会。他们对长辈的看法以及对现实所抱有的强烈的危机感（事实上，那些富于洞察和预见能力的长辈要比年轻人更能准确地把握这种感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那些没有权力的人，除了反对当枚者，别无其他获取权力的途径。究其结果，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正是男子，能够投票废除上院的只有上院，决定18岁以下的人能否有选举权的是18岁以上的人。与此相似，能够限制国家主权的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自身。那没有人惨遭杀害或被迫流亡的卓有成效的进化式变革，有赖于当权者和那些渴慕权力的被剥夺者之间的泛合作。变革的观念能够来自于其他方面，但富有成效的行动却必须发端于那些现在被认为业已落伍。将来势必会遭淘汰的特权阶级。
在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中，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希望父母或那些代表父母立场的人（学院院长、大学校长和专栏作家）能够站在他们一边，赞同他们的观点，或者至少给予他们以诚挚的祝福。他们的要求中包含着这样的期望，在他们反对学校当局时，校长能够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谈，并加以适当的引导。当然，并不抱有这种期望的人也绝不少见。
这里，我所谈的主要是那些思想温和的年轻人，他们主张置身于整个社会制度之外，或者主张干脆撇开这现有的制度。一切重新开始。但是，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看法却是十分普遍的。那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的反抗，采取了诸如罢课、拒绝合作、反对走合法的政治道路等一系列行动。这类消极反抗或许是最为顽强的。那种由隐匿在活跃的同伴背后的学生们组织的周期性聚会表明，消极的抵抗有时反倒最易一触即发，酿成无法想象的动乱。
年轻人的消极反抗也可能表现为出于私利而顺从那些他们本来视为多余的规则，或者干脆表现为盲目地顺从这些规则。采取这类立场的人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那种人们沿袭了无数代、但现在已不再适用的教学方法，只能够教育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对待一切社会制度。
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无比他们是神圣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冷漠的愤世嫉俗派，每一个年轻人都不能不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位成人能够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走。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现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着这样两代人：新世界的开拓者和这些开拓者的后代。尽管他们对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持的看法全然不同，但他们却必须继续寻找相互间进行沟通的甬道。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一切就是如此。我想，能够意识到这点，本身就是对未来作出回答的美好开端。
我相信，我们将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一文化相异于并喻文化，正如并喻文化经过有序的或无序的变化异于前喻文化一样。我将这种新型的文化称之为“后喻文化”，因为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前喻文化中，人们通过白发苍苍的长辈所具有的个人尊严和历史连续感来体现过去和未来。但是，今天人们却希望那些尚在母腹中不安地躁动着的孩子（尽管人们对他的性别、相貌和能力还一无所知）能够成为未来生活的象征。不论这个孩子是盖世的天才、或是严重的残疾人，他都需要想象力丰富、创新精神强，同时又勇于献身的成人来哺育，而这一切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给予的。
关于这位尚未降世儿童的情况，我们的了解还微乎其微。我们可以借助精密的仪器弥补感官的不足，获知孩子是活着的，他的心脏正在有节律地跳动着。另外一些更为精密的仪器能够告诉我们孩子的生长状况如何。我们能够预知正确的产期，我们也知道，如果产妇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营养和照料，母亲和新生的孩子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如果母亲身心染疾或魂归黄泉，孩子的生命之花也将随之凋谢。但是，有关这孩子的其他情况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没有人能够进一步得知，这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比如，他的四肢是否灵活，他的双眼喜欢看什么，他的发育速度快不快，他是时刻警醒着准备去应付这稍纵即逝的世界，还是当人们都疲倦以后才神情亢奋呢？同样没有人能够得知他的思维将会怎样——他是否善于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