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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愚昧的乐观主义，有如我曾经把自己比作～辆卡车，当我被人驾驶着突然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之际，作为卡车的我首先想的却是司机的儿女立即将成为孤儿，我喃喃自语：“我将照看他们的生活。”
这种乐观主义在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如果单单表现在一个能够体现我们对个人的关心日益增长的孩子身上，这种乐观主义也许能够使整个世界生辉。但是表现在总是在活跃的火山口重建家园的整个社会的成员身上，这种乐观主义却可能导致世界性的灾难。我们所寻求的，正是在个人的乐观和群体的顽固盲目之间建立平衡。获致这种平衡的途径之一，或许是发现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个体和群体历史上对于乐观主义具有某种超人禀赋的人。然后，我们提供给他们观察和预测的工具，让他们为新建城市而重新选址，不再将目光盯住早已为人所熟悉的活火山的山坡上。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认为，我们所以能够站在人类历史交替演化的台阶之上，去洞悉以往所有伟大的文明，只是因为我们对过去了解甚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高大的墙垣早已成为废墟，我们对曾在那里栖身的人们的生活一无所知；我们无法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唱给婴儿们听的歌谣；而那些从未被人提及的贫穷与被压迫者的生活更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想象才能够描绘历史曾经有过的幻想和绝望。然而历史有如科学，缺乏细节的宏大规划会根本动摇人们的信仰与信任。就象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提出，尚缺乏严密论证时，只能激起信奉上帝者的愤怒和证实不信上帝者“弱肉强食”的社会理论。
对海底生物的探查发现，热带海洋中许多色彩鲜明的生物都群居于特殊的小生境中，而那些未经特殊分化的生物却能够随意地改变栖息地。象这类对生物的生存机制所进行的每一次详致的考察，都消蚀着我们起初对适者生存观点过分敏感的反应。比如，在我们科学地研究了旅鼠（生活在北极的一种动物。译者注）和兔子之后，就能够明白这类动物的死亡本能，不过是它们体内的酶系统对食物多寡情况作出的自然反应。
每一种有关世界的看法一旦以粗鄙而夸大的理论形态出现，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曾经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弱内强食的自然现象的翻版，把人类看成是人们能够随意操纵的机器，甚至把人本身看成是和机器一样的、能够迅速大批复制的东西。但是，今天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工具和较好的观察、分析方法的运用，已经改变了以往那些粗鄙盲目的观点，消除了由于对新生的复杂事物过分敏感而带来的绝望。
人类的合适行为将不再根据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随意的多方解释来鉴定，说什么失去的将由获得而保持平衡，而获得同时又必然意味着整个体系中某些方面的失去。这种随意的多方解释现象到处可见：比如，付出地力枯竭、河流污染的代价，谷物就会丰收；而在社会经济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他国的经济损失。代替那种单一的孤立机体或细胞模式，我们可以运用一种生物模式，特别是一种生态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许多生物共同生活于某个单一环境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模式中，同一系统内一部分的收获也是另一部分的收获。寄生物和寄主互为依存，当内部的平衡受到破坏，必须有一新的适应时，变化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用反熵状态代替传统的得与失的计算，信息的集中反而改变了分散的趋势。如果人类一方面利用另一方面却摒弃先前的科学洞悉，那么他也会踏上同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人类对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愈加理解，反倒愈加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
所有这些变化，从粗鄙和天然的悲观主义措辞、概念到那些仍然有着广阔前景的改革、觉醒和救助，都来自于新颖而切实的研究。借助于数学、电学以及一般技术所能造就的工具，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探查万事万物，探查我们至今仍然视为当然如此的或视为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没有自己内在特征的那些事物的尺度和构成。对整个自然特征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希望远景。
基于这一信念，我将考察我们目今对文化的理解，而这一文化奠基于原始社会的范型之上。这一范型在历史上曾一度颇有成效，现在也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的25年间，这一范型不仅范围愈加扩大，而且特征愈加无法区分。今天，在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进行的现场调查中得出的文化概念和他们的著作中为当代科学思想所采用的概念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欲图了解的观点出发，不论将“文化”标定为一种“中介变量”（通过给圣胡安和纽约的波多黎各人作相同的心理测验即可将其轻易取消），还是将“文化”当成一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都可以把原始文化范型制定为粗陋的、宿命论的和减化型的。
10年以前，在我撰写《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时，我曾试图对文化学习的概念加以确定。我仔细分析了并存于今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从这里能够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追溯到人类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运用语言和文字描述事物、储存信息、并进而能够运用摄影和录音设备为未来的分析储存原始资料之前的情形。
在这本书中，我也将运用相同的资料，去分析并存于当代的、具有不同的复杂性的现行文化。但是，我将强调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文化的间断性。
除了论述的重点从鲜明的连续性转为鲜明的间断性之外，本书和《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所讨论的内容还有一点不同。这里，我不涉及那些由推论得知的早期人类的行为模式，我只讨论当代尚存的、能让我们进行实际观察和记录的原始民族的行为模式。今天，由于我们对此缺乏客观真实的理解，酿就了许多悲观而且有害的思想；而那种欲图恢复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洪荒之际行为的不当企图，更是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业已落伍的当代文化予以成功地改造。凭着我们现有的观察和对鸟类鱼类及灵长类动物行为的并不全面的理解，将从中得出的模式应用于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我们至今仍所知尚少的早期人类行为，无疑是轻率而不成熟的，但人们却这样做了。结果形成了诸如习性當家如洛伦茨（Lorenz）和戏剧家阿德里（Ardrey）等人那样的有关人类侵犯的理论，这种理论鼓吹人类先天地具有兽性，与此相反的是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e
）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与其说这些迥然相异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不如说它们往往给我们带来困惑。因此，我将单单研究仍富生命力的当代文化，而我论及过去的文化时，则往往是推测性的，并无规律性可言。
《文化与承诺》
玛格丽特·米德著
第一章 过去 前喻文化和学富五车的长辈
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是我所区分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一区分是人类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的真实反映。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晩辈学习。原始社会和那些小的宗教与意识形态飞地都属于最初的前喻文化，其权威来自过去。兹后，伟大的文明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变化，需要发展工艺，特别需要利用同侪之间、友伴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师兄弟之间的并喻型学习。而我们今天则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年轻一代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
在前喻文化中，整个社会的变化十分迟缓微弱，以致于祖父母们决不会想到，尚在襁褓之中的新生的孙儿们的前途会和他们过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孩子们的前途已经纳入常规，他们的父辈在无拘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后将要经历的一切。
从迄今已有的事实来看，前喻文化是数千年前、甚或是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在那一时期里，年长者无法孕育变革，他们能够留传给后嗣的只是天地不变的观念。当时由于没有书面和碑文记载，每一次变革都必须同化在人们的体验之中，并在每一世代的长者们的记忆和行为模式中加以贯彻。儿童们的基本学习起步很早，又十分紊乱，而且毫无疑问完全沿袭着长辈们的思想观念，因而他们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自认和命运的意义是既定的、无以抗争的。只有遇见某些突如其来的狂暴事件——如自然灾害或外来侵略，这种情形才会有所改变。否则，即使和其他民族接触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永远不变的观念：有时反倒会由于各民族不同的观念强化他们原有的特殊而且根深蒂固的自认观念。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被迫迁徙，或在陌生的海域中漫无目的地长期漂泊、最后抵达一渺无人烟的孤岛时，也往往只能加强他们自认观念的连续性。
所有文化的连续性确实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的存在。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老一辈成员们的每一行动之中，这一特征就是，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既定的，永远不可变更的。远古时代，由于人们的寿命十分短暂，曾祖父母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