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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是王政复辟时代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一生从希望、追求、奋斗到失败的过程，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他既有反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他的反抗性产生于社会对他的压制，基于个人向上爬的野心。他追念大革命时代，因为那时像他这样有才干的青年，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在战争或其它国家事物中大显身手，从而立身扬名。但在扼杀一切的王政复辟时代，于连却扮演了“一个逆叛的平民的悲惨角色”，成了“一个跟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他蔑视贵族阶级“合法的权威”，憎恶教会的虚伪黑暗，鄙夷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势利庸俗。他埋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对社会进行了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于连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是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的复杂结合。司汤达依照生活的真实，刻画了于连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连所具有的社会心理和爱情心理进行了理智的分析和研究。
于连的反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复辟政权的不满，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斗争目标，又远离人民群众，因而必然失败。司汤达以其细致有力的笔触剖析了于连性格的发展和社会环境在形成于连双重性格中的作用。作品通过描写于连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揭示了小资产阶级对复辟社会的强烈反抗以及在反抗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性，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时对复辟时期法国社会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于连是十九世纪前期法国社会中具有反抗精神的个人奋斗的典型，也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第一个成功的个人奋斗的艺术典型。司汤达在于连身上揭示的远远不止当时社会中个人奋斗者的精神面貌，而是凝聚了作者对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奋斗的深刻思考。
关于《红与黑》这一书名的含义，历来又许多种争论。一般认为，“红”是革命的象征，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政权；“黑”是反动的象征，即指拿破仑失败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和教会统治。这两种对立的颜色，代表了两种对立的势力，小说主人公于连，怀着“红”的个人抱负，却不得不走“黑”的道路，因而处境艰难。在性格中也表现为矛盾的两重性。
《红与黑》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小说的副标题是“一八三0年纪事”。反映了法国第二次王政复辟时期，特别是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的社会生活。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复辟对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而言，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红与黑》再现了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小说深刻描写了复辟的贵族飞扬跋扈。经历了大革命，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教训也没有记取。”他们以十倍百倍的疯狂和仇恨，力图恢复旧制度和旧秩序，大革命期间流亡国外的木尔侯爵又回到巴黎，成为“法兰西大臣”。他不仅在经济上很有实力，府第灯火辉煌，舞会通宵达旦，而且在政治上极为反动。他策划阴谋，结党营私，为了扼杀革命、复辟封建君主制而不惜出卖祖国，对革命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大革命时期留在国内的外省贵族德·瑞那，因反革命有功，复辟后出任市长，对下属和同僚颐指气使，他明白地告诉妻子：“要保持我们的地位和权威，所有在你家生活的人，只要他不是贵族，他接受了工钱的，都是你的奴仆。”反动面目暴露无遗。靠剥削穷人和孤儿发家的贫民救济所所长哇列诺，投靠波旁王朝而步步高升。教会特务组织密布全国，锢禁言论自由，教会宣传：“要巩固神权，就必须拥护王权。”各种黑暗势力相互勾结，把全国气氛钳制得更加紧张，烘托出山雨欲来的斗争形势。
同时，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虽然封建等级制度随王朝的复辟已恢复了一部分，但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法则已经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德·瑞那市长尽管是有权有势的贵族，但在聘请于连当家庭教师这件事上根本无法使用任何特权，而不得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于连的父亲就是利用市长和暴发户哇列诺对家庭教师的需求，向市长讨价还价。德·瑞那市长夫人之所以受人尊敬，主要不是因为她系出名门贵族，而是因为她是一大宗遗产的继承者，德·瑞那发现了她与于连的暧昧关系，却为了这笔遗产而甘受其辱。同样，贵族出身的市长以“有利可图作为行为处事的一原则，世袭的大贵族，国王的亲信木尔侯爵，也在巴黎市场上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这两个贵族人物的形象，反映了已成为社会现实的资本主义法则下，一部分贵族阶级已开始资产阶级化。
《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工作，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文学成就。对现实生活栩栩如生的描绘和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小说在艺术上的最主要的成就。小说展示了从维立叶城“象疫病般的财利氛围”、贝尚松神学院阴森可怖的环境，到巴黎圣日耳曼区紧张的政治气氛，艺术地构成了复辟时期社会的缩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同为贵族阶级的成员，狡猾顽固的木尔侯爵不同于愚钝的德·瑞那市长；彼拉神父与福力列代理主教都是教会中的当权派，但由于各自的经历、地位不同，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于连刚从农村来到市长家时，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对上流社会怀有敌意和不满的平民青年，上流社会污浊的环境很快使他身上小私有者的特点发展为投机心理和表里不一的两重人格，而他的日益得意又使他对上流社会的憎恨变为妥协，当他向上爬的幻想完全毁灭、成为囚徒时，与上流社会对立的情绪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是作者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重要方法。于连的内心活动，有时是无声的默想，有时是有声的独白。在市长家“征服”市长夫人的行动，写出他以爱情作为报复手段和挤入上流社会的内心活动，于连赴玛特儿约会前的心理活动尤为精彩，先是高兴，而后疑虑重重，最后想到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其间有感情的激动，也有冷静的思考和安排。于连在监狱里的反省，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得失，长篇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他内心的冲突和瞬间的感情变化，展示了他以反抗为主导的性格特征。精确细致的心理描写，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具有真实感。
《红与黑》在艺术上还具有结构严谨完美，故事情节生动感人富于戏剧变化，语言精确等独特的风格。
1842年，司汤达中风逝世，遗体葬在蒙马特尔公墓，墓碑上用拉丁文刻着作家生前拟定的碑文：“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这恰是司汤达一生最完美的写照。他的杰作 《红与黑》，奠定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光照了一代文坛。
法国社会的书记员
——巴尔扎克和 《人间喜剧》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1799—1850）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他用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毕生的辛勤劳动创作了《人间喜剧》，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
巴尔扎克生于图尔市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入法科学校学习，这期间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透过这个窗口，使他认识了巴黎社会的腐败黑暗，看到了“很多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同时，也使他认清了在“平等”、“公道”的幕后，法律界是进行着怎样的鄙卑勾当的。这对巴尔扎克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19年，他从法科学校毕业，毅然拒绝家里给他选择的“有前途”、“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立志从事文学创作。
法科学校毕业后的十年，是他分析社会、尝试写作的十年。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基础，巴尔扎克曾大量写作迎合当时庸俗社会风气的神怪小说和其它类型的小说，但这些并没有给他以作家声望和渴望的金钱。为了挣钱，他还曾经尝试经营出版业、印刷业等行业，非但没有得到金钱，反而债台高筑，脱累终生。这些经历，使他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和金钱的万能，有了真切的体会。在这种情况下，巴尔扎克重操写作旧业，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在书房内放置的拿破仑石膏像的剑销上，亲笔写下了“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1829年，他三十岁的时侯，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朱安党人》，标志着作家迈向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巴尔扎克夜以继日地写作，创作出了杰作《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以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把1816—1848年的法国社会面貌，斗争形势和基本特征描写出来，是一部生动逼真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兴衰史。《人间喜剧》的全部作品分为三部分：《风格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从各个不同角度全面反映法国生活的面貌，是《人间喜剧》的主干，根据小说的不同侧重点，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整个《人间喜剧》，包含着一部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一部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每部作品的主旨。
巴尔扎克的世界观非常复杂，他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还包括许多唯心主义思想。他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又受封建的功利思想影响。这些都反映在《人间喜剧》的作品中。他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和民主思想，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