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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的食物都要自己亲自分发、不给妻子零用钱等。葛朗台的吝啬是同对金子的病态嗜好和贪得无厌的性格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瘫痪之后，坐在手推车上，整天让人在卧室与库房之间推来推去，生怕有人来偷窃。直到临死前，他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子上，长时间地盯着，这样才觉得心里暖和。巴尔扎克把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披露地淋漓尽致。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描绘是相当有特色的。小说围绕葛朗台女儿的婚事，展开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场景，不管是克罗旭一家，还是格拉桑一家，其目的都是继承葛朗台一家的巨额财产。曾经大谈“从今以后，应当是感情高于一切”的查理，发财以后公开宣称：“我只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这些描写直率而深刻，抨击了金钱对人情人性的毁灭性打击。
《欧也妮·葛朗台》的问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写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发家过程、本质特征和金钱的罪恶。法国大革命的果实被金融资本家篡夺了，中小资产阶级什么也没有得到，因而对七月王朝的统治非常不满。巴尔扎克对七月王朝的实质认识得相当清楚，对社会上充溢的金钱的罪恶深恶痛绝。《欧也妮·葛朗台》把批判的剑锋直接指向了大资产阶级，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
1837—1843年，巴尔扎克写了《幻灭》。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构思颇有特点，将复辟时期的外省生活和巴黎的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反映了那一阶段社会的概貌。再现了外省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以及巴黎社会新闻出版业和政党利益相互纠缠展开的斗争。除了政治斗争，小说还描写了经济领域尖锐的吞并和骗诈。《幻灭》共分为三部，反映1821—1823年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广阔的生活图景。
《幻灭》第一部《两个诗人》叙述的是安古兰末的两个青年吕西安和大卫的故事。吕西安是个青年野心家，他的父亲是药剂师，母亲出身贵族。大卫的父亲是印刷厂老板，他从巴黎毕业回来，与吕西安的妹妹夏娃相爱，一心要发明一种廉价纸。吕西安设法进入贵族社会巴日东太太的沙龙，追求巴日东太太，遭到贵族社会的排斥和不满。他不顾家庭的反对，执意与巴日东太太同往巴黎。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写吕西安在巴黎的故事。深通世故的夏德莱先生也在暗中追求巴日东太太，他获悉了两人的计划后，跟踪而至，终于迫使巴日东太太疏远了吕西安。吕西安举目无亲，投身报界，为自由党报纸写文章，同时与著名演员高拉莉同居。由于吕西安在报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贵族社会又以贵族称衔为诱饵来拉拢他，吕西安渴望沿用母亲的贵族姓氏，以跻身上流社会，便转而投靠保王党。但他一旦失去自由党支持，保王党便下手打击他。吕西安腹背受敌，与所有朋友的关系都破裂了，同共和党人克雷斯蒂安决斗受伤。夏德莱乘机连施诡计，打击高拉莉，使她郁郁身亡。吕西安失去高拉莉的爱情，身无分文，伪造大卫签署的三千法朗期票，也不能改变困境，只好失魂落魄地返回故乡，第三种《发明家的苦难》写大卫的遭遇。大卫无法偿还吕西安冒名签下的期票，一直偷觎他发明的戈安得兄弟乘虚而入，利用商务法庭的诉讼，使大卫负债一万多法朗。大卫为躲避法庭的追捕只好藏匿起来。这时，巴日东太太已同成为州长的夏德莱结了婚，吕西安企图通过她帮助大卫。然而戈安得兄弟早有布置，把大卫骗出来逮捕，吕西安心灰意冷，想离家自杀，在路上碰到化装成西班牙教士的伏脱冷，被他带走。大卫和妻子夏娃终于屈服，让戈安得兄弟夺走了发明。戈安得利用大卫的发明发了财，他们的同党也步步高升。大卫从此放弃了科学，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乡间过着闲适的隐居生活。
《幻灭》深刻地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尖锐的阶级对立和党派斗争。安古兰城是个古城，也是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全城分为两个区域：上城是贵族聚居的权利中心，下城乌莫镇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聚居地。上城衰败破落，下城繁荣豪华。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对立，其冲突“自从王政复辟以后，九年之间变得严重了。”如果说，安古兰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还比较隐蔽，在巴黎就是公开的、短兵相接的，吕西安投身报界，一心要显身扬名，但这时的报业已日益成为党派斗争的重要工具。巴尔扎克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报纸对出版业、思想界、文坛和政界的重大影响，“神圣的殿堂”已经成为无耻的交易所。到处都有金钱的影子，到处都贿赂成风，吕西安在这个泥坑里无法自拔。作者指出正是“复辟政府把青年人逼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幻灭》通过伏脱冷之口，对社会上互相倾轧的道德原则进了深刻的剖析和揭露。伏脱冷告诉吕西安，要支配社会，先要研究社会，“大人先生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不过他们是暗里干的，平时却炫耀德行，所以始终是大人先生。”既然这个社会没有道德原则可讲，那么越是阴狠狡猾的人就越得到别人的尊重。巴尔扎克把这堂“人生课”放在小说末尾，借以总结吕西安的经历，深化其对社会本质的揭露，无情地揭下了资产阶级伪善的面纱。
巴尔扎克创作的后期，正值七月王朝的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腐败现象日益明显。巴尔扎克的笔下，描绘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重大现实。较重要的作品有：《交际花盛衰记》，写一个青年野心家失败自杀，另一个则挤入统治阶级的故事；《邦斯舅舅》，写争夺名画收藏家的遗产的故事。
《农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写于1844—1855的《农民》，是一部直接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巴尔扎克从剖析一个农村庄园入手，描绘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如何联合农民，同返乡的贵族地主进行较量，终于把贵族赶出去的过程。巴尔扎克在卷首说这部小说是“一篇触目惊心的实录”，它记录了“时代的进程”。认为是自己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农民》没有写完，作者生前只发表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第四章，遗稿整理成简单的后六章出版。
故事发生在1823年复辟王朝时期的蒲高涅农村、蒙戈奈将军在1817年买下了艾格庄的产业。他发现管家高贝丹克扣收入，就把他赶了出去。此后，蒙戈奈伯爵回到了巴黎。三年后，他回到了艾格庄。这时，高贝丹已成为当地富有的资产者，他垂涎蒙戈奈的产业，从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蒙戈奈伯爵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些都被高贝丹利用，利用各种办法分解，威胁伯爵的庄园。当伯爵发现自己腹背受敌时，已经太晚了。他只好把艾格庄拍卖，被高贝丹和几个同伙瓜分。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仍没有摆脱受压迫的命运。
小说再现了资产阶级、农民同贵族地主之间的生死捕斗，是笔辟时期农村斗争的真实反映。蒙戈奈伯爵代表了贵族阶级的命运，巴尔扎克描绘了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势力和得势方式。他们取胜，完全依赖于同农民的联盟，农民在斗争中被推到第一线上，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绘了农民的贫困生活，指出这是农民反抗地主贵族的根本原因。小说中斗争场面宏大，刻画出农民的代表人物福尔松老爹等人的典型形象。
巴尔扎克对农村经济制度的描写表现了他对法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和考察。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的矛盾本来极其尖锐，但是由于贵族的返回，农民与贵族的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退居次位。这种矛盾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在《农民》中有详尽的表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村斗争的复杂性和这一斗争的典型特点。
《人间喜剧》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峰，它以众多的作品，反映了法国社会的各方各面，塑造了一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全貌，特别是资产阶级从原始积累到发家的过程，在世界文化中占有突出耀眼的地位。
反战战士
——罗曼·罗兰及其小说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进步作家和世界著名的反战主义者。他出生于克拉美西城的一个中产者的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笃诚的教徒。从小，罗曼·罗兰就受到家庭的熏陶，爱好音乐，尤其崇拜贝多芬，这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和成长道路有很大的影响。二十岁时，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取得中学教师终身职位资格。1895年，写作论文《现代歌剧之起源》获得博士学位，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
青年时代，罗曼·罗兰受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巴黎公社革命表示出崇敬之情。他接受了法国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传统，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实深恶痛绝。二十二岁时，在彷徨和绝望的痛苦中，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罗曼·罗兰本来没抱太大的希望，但后来接到了托尔斯泰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对他提出的问题给予恳切的解答。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美好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都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都是恶与丑。”信中还申述了民众艺术的重要性，指出“艺术不应为某一特殊阶级之所有物……艺术而不转向民众，则绝无生存之理。”这对罗兰艺术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罗曼·罗兰曾到罗马采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