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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战斗剧社》，同名编写组编，北京1988年铅印本。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魏宏运主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魏宏运主编，总论编、金融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9期、第5期、第1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年铅印本。《帅容回忆录》，帅容口述，熊安余整理，湖北省黄梅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年油印本。《古城外的斗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九分区编委会，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中共安平县党史大事记（1923—1945）》，安平县党史办编，铅印本。
《冀中平原抗日烽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日）和田真一著，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华北大“扫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夕下拾零》，齐岩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红楼风雨》，孙思白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编写，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左禄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
《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历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定稿。
第三章 “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1）
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讨伐”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人没别的招了，只好最后来这么一下子。
冀中，当年日本军队的将官们，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头痛，就心
1938年到达冀中大清河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痛。他们不明白在这铁路、公路交错，又屡经“讨伐”、“扫荡”的地方，怎么还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来不能不头痛。他们很气恼粮食、棉花、人力等“帝国”急需的东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来不能不心痛。何况，冀中的抗日力量还不断地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畅、呼吸紧张，肌肉受损。看来，冀中对日本人的“健康”威胁真是太大了，无怪当年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干脆把冀中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么也不能容忍这块“癌”生长下去，又是“吃药”，又是“化疗”，都无成效，最后只得来个大“手术”。
杀气，是愈来愈重；危险，是愈来愈大。
魔鬼的脚步是怎样越来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日本人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区，日本人仅占据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对冀中广大乡村还暂且顾不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不过，这时日本人已意识到，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结束，正规战、阵地战告一段落，中国军队已“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在1938年11月18日编写的文件中指出：“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即已指出：“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不过，据日本方面战后的评论，这时，在华北日军高级将领中，对“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种认识，还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
1939年春，对冀中的“南号作战”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训令，强调翌年华北派遣军的任务是“应负责确保现在占据的华北地方的安定”，日华北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示，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据此，日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3月30日制定了《治安肃正纲要》，“这个纲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间，成了治安肃正行动的准则。”并于1939年4月30日召开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第一线兵团作了指示和传达。”这个所谓《治安肃正纲要》的基本方针，据日方文献的记载，就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2）
所谓“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尽量多建据点，以控制更多的地盘；所谓“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就是经常从据点中伸出来，寻找抗日武装作战。
日本人这一套到处修建乌龟壳，并时不时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戏，看似厉害，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如敌人据点少，我军便活动自如；如敌人要做很多的据点，则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日本人既想撒开巴掌多占地方，又想握起拳头打击对方，实在是左右为难。诚如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所说：“敌人何曾不想使用充分的兵力与兵器以满足战术上的要求。可是在实战中，敌人的兵力不足，物力也不足，飞机、装甲部队的使用，也是有限的。”
在1939年春季，日军第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实施了针对冀中根据地的所谓“南号作战”，占去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和部分乡镇，但并未达到控制冀中的目的。1939年3月，“南号作战”结束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秘密派遣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等“专家”，前往冀中地区，调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从当年的调查报告看，日本人认为“南号作战”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可以说很不理想。该报告称：“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到面。”“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该报告又具体以正定县为例，说：“全县的240个村庄中，能够执行县政威令的村庄，只不过94个，就连这94个村庄，在夜间也有很多靠不住的。”正定是平汉线上的县份，按说是日本人控制较严的地区，尚且如此，冀中腹地的“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治安肃正”的成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