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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战斗剧社》,同名编写组编,北京1988年铅印本。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魏宏运主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魏宏运主编,总论编、金融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9期、第5期、第1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年铅印本。《帅容回忆录》,帅容口述,熊安余整理,湖北省黄梅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年油印本。《古城外的斗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九分区编委会,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中共安平县党史大事记(1923—1945)》,安平县党史办编,铅印本。
《冀中平原抗日烽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日)和田真一著,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华北大“扫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夕下拾零》,齐岩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红楼风雨》,孙思白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编写,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左禄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
《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历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定稿。
第三章 “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1)
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讨伐”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人没别的招了,只好最后来这么一下子。
冀中,当年日本军队的将官们,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头痛,就心
1938年到达冀中大清河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痛。他们不明白在这铁路、公路交错,又屡经“讨伐”、“扫荡”的地方,怎么还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来不能不头痛。他们很气恼粮食、棉花、人力等“帝国”急需的东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来不能不心痛。何况,冀中的抗日力量还不断地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畅、呼吸紧张,肌肉受损。看来,冀中对日本人的“健康”威胁真是太大了,无怪当年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干脆把冀中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么也不能容忍这块“癌”生长下去,又是“吃药”,又是“化疗”,都无成效,最后只得来个大“手术”。
杀气,是愈来愈重;危险,是愈来愈大。
魔鬼的脚步是怎样越来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日本人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区,日本人仅占据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对冀中广大乡村还暂且顾不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1938年秋,日军回师华北,至1939年春,日军已占据了冀中所有县城及一些重要城镇。“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日本方面承认,当时,“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与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不过,这时日本人已意识到,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结束,正规战、阵地战告一段落,中国军队已“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情报部门在1938年11月18日编写的文件中指出:“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2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即已指出:“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不过,据日本方面战后的评论,这时,在华北日军高级将领中,对“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种认识,还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言:“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
1939年春,对冀中的“南号作战”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训令,强调翌年华北派遣军的任务是“应负责确保现在占据的华北地方的安定”,日华北派遣军接到大本营的指示,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此,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个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这就是方面军对完成任务的基本想法。”据此,日华北派遣军于1939年3月30日制定了《治安肃正纲要》,“这个纲要自昭和14至15年(1939~1940年)上半年之间,成了治安肃正行动的准则。”并于1939年4月30日召开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向第一线兵团作了指示和传达。”这个所谓《治安肃正纲要》的基本方针,据日方文献的记载,就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匪军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2)
所谓“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就是尽量多建据点,以控制更多的地盘;所谓“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就是经常从据点中伸出来,寻找抗日武装作战。
日本人这一套到处修建乌龟壳,并时不时伸出脖子咬人一口的把戏,看似厉害,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如敌人据点少,我军便活动自如;如敌人要做很多的据点,则据点愈多,兵力愈分散。”日本人既想撒开巴掌多占地方,又想握起拳头打击对方,实在是左右为难。诚如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所说:“敌人何曾不想使用充分的兵力与兵器以满足战术上的要求。可是在实战中,敌人的兵力不足,物力也不足,飞机、装甲部队的使用,也是有限的。”
在1939年春季,日军第110师团、27师团等部队实施了针对冀中根据地的所谓“南号作战”,占去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和部分乡镇,但并未达到控制冀中的目的。1939年3月,“南号作战”结束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秘密派遣江上利雄、佐佐木义武等“专家”,前往冀中地区,调查了1939年度第一期治安肃正各项工作的现状,从当年的调查报告看,日本人认为“南号作战”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可以说很不理想。该报告称:“过去,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带,一般都说‘皇军的占领区仅是点和线’,但现在,线在延长,点在增加,单线发展成网状线,局部的各点扩大到全区,个别地方正在由点发展到面。”“但从全面看,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由于匪占地区范围较广,实际上即使在已经肃清的县份,我方威令也只能达到县城附近。”
该报告又具体以正定县为例,说:“全县的240个村庄中,能够执行县政威令的村庄,只不过94个,就连这94个村庄,在夜间也有很多靠不住的。”正定是平汉线上的县份,按说是日本人控制较严的地区,尚且如此,冀中腹地的“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治安肃正”的成效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