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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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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听了左权的话,大家的讨论更热烈了。都认为彭总的意见不错,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小打小闹不行,必须要大干一场。聂荣臻回忆说:“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左权回到八路军总部,汇报了情况,事情就大体定了下来,7月中,左权再次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刘伯承、邓小平仔细倾听了彭德怀、左权的战役设想,欣表赞同。邓小平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8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等部队,进行了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破袭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聂荣臻回忆说:“这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百团大战的说法,只是进行正太路破袭战。”故而当时八路军总部颁布的指示说:“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成果而定。”因此,这次战役本来是对正太路和其他主要交通线的破袭战,后来头脑热了,调动的部队越来越多,作战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时间也过于集中,对外宣传就成了“百团大战”。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百团大战”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正太路基本瘫痪,“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冀中等平原地区的公路也遭到破袭,弄得支离破碎。平汉线、津浦线也都数日无法通车。 
  1945年党的七大时,刘伯承也讲:“当时敌后的情况是所谓囚笼网的缩紧,不打不行。” 
  不过,我们对交通线破坏得越厉害,日本人就越认准交通线是他的命脉。日本人心里很明白:中国的百姓恨他们,所以不到处安据点不行,没有刺刀做后台,他们搞的那些什么维持会、新民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没有武力强迫着,一粒粮食、一寸布匹他也别想征上来。可日本人心里也清楚,不利用公路、铁路、水路及电线把这些散若繁星的据点连起来也不行。要不这儿几十人、那儿几百人,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收拾掉,只有用“线”把这些“点”连成一片,一处有警,四处驰援,这些点才能生存下去。刘伯承曾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看出这一点,并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说:“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了,那锁就没有用处了。”于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更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 
  热情,“近似疯狂”地修路、挖沟。以冀中为例,“仅1941年1月至4月,就在冀中增修公路250余公里,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3000公里,筑碉堡200余个,疏浚5大河流(永定、大清、子牙、运河、滏阳河),并积极修挖沧石、津保运河,还导河水注入已‘蚕食’地区之县、区界封锁沟内,加强水陆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并没因“百团大战”的打击而缓和一步,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趋紧。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5)   
  为了应付日益尖锐、复杂的交通战,1941年冀中军区成立了交通科。第一任交通科长李健回忆说:吕正操司令员把我叫到他那里,沙克参谋长也在场。吕司令员认真地对我说:“军区决定成立交通科,把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有、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公路、河流上的交通斗争统归交通科,由你负责。”他又说:“通信科改为交通科,是为了加强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有无线电通信联络,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就是与敌人在铁路、公路、水上进行交通斗争,还包括改造平原地形,限制敌人的交通。这个组织形式的改变,有利于司令部对敌全面交通斗争的组织领导,任务是重要的,一定要努力干好。” 
  八路军越过敌人“封锁沟” 
  李健听了刚说一句:“首长,我怕干不好。”吕正操司令员就接过话来说:“什么干好干不好呀,你们这些年轻参谋 
  好像小马驹子,戴上套就能拉,没有什么干好干不好的。”然后,“没容我再说,沙克参谋长就向我交待如何充实人员,扩大业务范围的工作来了。” 
  等沙克参谋长交待完具体工作,吕正操司令员又强调说:“我们之所以成立交通科,这是战争逼出来的。对于冀中来说,战略上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交通战。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用两条腿和敌人的两条腿赛跑,不能和他们的大车、汽车轮子赛跑。如果敌人在冀中平原上修满了铁路、公路,那就等于为我们编织了蜘蛛网,我们如同昆虫,飞进去就出不来了。刘伯承师长说敌人的这种战术叫‘囚笼战术’,很有道理。现在,我们要想办法不能叫敌人囚住,而且要打破他们的‘笼子’,再给敌人编一个‘囚笼’,囚住他们。这个打破和编织‘囚笼’的工作,就是搞好我们的交通战,特别是改造好遍布平原的道沟,变平原为山地,筑起新的长城。因此交通战可以说是坚持冀中平原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接下来,吕司令员还交待了许多实施交通战时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他微笑着对李健说:“我是不是讲的多了一点,主要是强调一下交通战的重要性。” 
  从上面李健的回忆看,至少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对敌人这一套“囚笼政策”(日本人自称为“新交通政策”)是相当明了,也相当重视的。可不知为什么,冀中部队在反击敌人的“囚笼政策”方面,似乎不那么得力。李健说:“今春(指1941年春——引者注)以来我在交通线上成绩不佳。”他说:从1941年1月至4月“这一时期,我部队多集中整训,破路仅及敌修的60%,平沟仅及敌挖的24%,拔碉仅及敌筑的133%。”未能予敌以应有的打击,也就未能阻止敌人以铁路、公路为依托,步步为营地向根据地腹心压缩。李健还强调说,从1941年头4个月敌军在冀中的活动看,敌人修路、挖沟,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今春以来敌军事扫荡,90%以上是为了掩护修路、挖沟、筑碉而进行的,”就是说,修路、挖沟以构成“囚笼”,已成为日本人的“中心工作”;二是“敌人吸取过去修路中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过去那种先修路后护路的做法,变为现在的先护后修。顺序是扫荡、设据点、建碉楼、挖沟、修路基。” 
  从以上关于“囚笼政策”的回顾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囚笼政策”的发明人是多田骏而非冈村宁次。这一政策从何时开始实施不得而知,但依常规推测,多田骏1939年9月上任后,总 
  得有个把月时间熟悉情况、调配人员,研究对策,进行部署。那么,“囚笼政策”仅实行短短几个月,就令冀中地区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应付。又实行了短短几个月,又令路西山区根据地都感到不同以往,非打不行。“百团大战”后,多田骏变本加厉,加速推进这一套措施,且有所改进,给各根据地造成新的压力。可见,多田骏的确也是个日军方面“屈指可数的中国通”,决非等闲之辈。不过,此人似乎时运不佳。1940年春“囚笼政策”刚刚“初见成效”,就被八路军一个“百团大战”打了回去;1941年春“囚笼政策”刚刚有所推进,又很快调离,让冈村宁次捡了个现成。 
  再说“治安强化”,情况与“囚笼政策”差不多,也是由多田骏“首创”,冈村宁次“改进”的。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一共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是从1941年3月至6月底,那时正是多田骏在任,冈村宁次还未来。从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起,才能算在冈村宁次名下。 
  不过,细论起来,“治安强化”与“囚笼政策”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从时间上看,“囚笼政策”在“百团大战”以前即已“出笼”,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之后的“新产品”;二是从内容上看,“囚笼政策”主要还是侧重于军事封锁,而“治安强化”则是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进逼手段。换句话说:“囚笼政策”是日本人迫于以往“扫荡”、“讨伐”无法奏效而被迫变换的手法,而“治安强化”,则是“百团大战”后日本人“深刻检讨”、“沉重反思”后主动实施的措施。现在回想起来,“百团大战”后日本人的反思和检讨,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他们不仅真正意识到华北“治安”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且还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他们不仅从所谓“华北治安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甚至还从整个侵华战争以至异民族入侵,征服中国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时局。当年,日本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日军作为异民族的军队,是否能够“较好地抓住中国民众的心理,制止中共势力的扩大,进而将其消灭?”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6)   
  据称,当年“对此,在方面军幕僚内部出现了悲观和乐观两种意见的对立。”悲观的意见,主要是“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他们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且长于游击战,“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可除此之外似乎又别无良策。对“剿灭”八路军持悲观态度。 
  乐观的意见,主要是第一课(作战)参谋,他们认为“我方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敌方短处在于军事力量尚未充分成长起来。”如能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趁其萌芽时期对之进行扫荡,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稳定地坐镇华北,通过长期努力,进行主动的、有计划的肃正建设,相信定能达到确保安定华北的目的。” 
  这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日方文献说,日华北派遣军最终“在这一方针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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