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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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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锋说,当时“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着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肖锋说,正因五团有一定名气在1941年前后,部队的骄气“相当严重”,他说: 
  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到二连去有事,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就有人得意地问:“政委,你说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嚼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的高兴,顺口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咱五团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旋就旋出来了,但它却旋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起决定因素的。”肖锋写道:“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当时“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提意见。 
  一位教导员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反映了当地老乡的意见,说当地老乡本来对五团是很好的,可近来有些群众却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 
  聂司令员的批评,使肖锋震动很大。这次会,又让肖锋受到很大震动。“同志们讲的许多事,过去很少听到过,也很少去留心过。这说明自己脑子过于热了,主观主义抬头,民主作风不够;只想痛痛快快地去硬冲硬打,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次会上,大家不仅批评了领导,同时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的说:“敌人搞‘蚕食’,正是他外强中干的表现。敌人第一线兵力不足,新兵多,这些兵既缺乏战斗经验又胆子小,便于我们政治瓦解,便于给我们当冷枪靶子,也便于小部队打伏击。”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4)   
  有的说:“敌人向咱根据地‘蚕食’,我们给他来个以蚕食对蚕食,也到他的‘治安区’里去发展。那里什么咱们不熟悉,闭着眼睛也能跳来蹦去。日本鬼子再控制的严,咱们总会有办法活动。它就是个刀山,咱们也可以把它给踩平了。” 
  会后,“部队迅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行动起来了。”首先,我们从全团抽调了一百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二十五个孤胆射击小组,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活动,瞅到空子就打敌人的冷枪。这办法非常有效,使敌人防不胜防。 
  一天清晨,江家河据点的鬼子在炮楼下练刺杀,一来一往,毫无戒备。张钦指导员带的射击组沉着地埋伏在村旁,等到敌人集合讲评时,一阵排子枪打过去,鬼子虽然纷纷往炮楼里跑,但还是有五六个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七连二排带着射击小组,在北石殿看见有个鬼子哨兵,端着枪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二排长瞄准一枪就把他打倒在门口;小组的人还想乘鬼子出来收尸首时再给他两枪,但等了许久,再也不见有人敢露一下头。 
  在燕川北炮楼附近活动的射击组,看见有个鬼子小队长牵着一匹大洋马,像是有事出门的样子,当他的左腿正要跨上马背时,神枪手“啪”地一声,鬼子小队长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下了。 
  肖锋说:“这种冷枪杀敌运动的开展,一时打得敌人闻声丧胆,坐卧不宁。出操不敢出,站队不敢站,以至吃喝睡觉、散步放风,都只好闷在那方圆不过二三十步的炮楼里。” 
  随着经验的积累,冷枪慢慢发展为冷炮。“有一次,我们得到内线情报,日寇驻南甸的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南甸镇召开‘庆祝蚕食胜利大会’。我们连夜把迫击炮架在离南甸三里路的小北庄,严密隐藏好。第二天上午,鬼子和伪军刚集合好要开会时,突然一顿迫击炮弹掉在会场里,敌人死伤一片。他们的庆祝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晚上悄悄开了个追悼会。”肖锋说,“在冷枪、冷炮杀敌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几支坚强的武工队和便衣队,伸向建屏、正定、灵寿等敌人的纵深地带去,到处打伏击、捉汉奸、砸伪乡公所。有的一直摸到石家庄郊外的西兵营,袭击了日寇毛崎旅团的司令部。西兵营附近的陆军医院和飞机场里,也响起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枪声。” 
  照这个指导思想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把所得的战果作了初步统计,仅我团‘飞行射击’冷枪杀敌一项,在一个月内,即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余名,而我们的伤亡却微乎其微。”肖锋深有感触地说,“对着这个几乎是‘四百比零’的数字,不禁使我又想起五团近年来的那些战斗,想起每次战斗中的伤亡和战绩。两种战术思想,两种作战方法,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像肖锋这样原先热衷于打大仗,看不起零打碎敲的,后来逐步认识到积小胜为大胜这个道理的干部,当然不止一个。像五团这样原来只会死打硬拼,后来学会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部队,当然也不止五团这一个团。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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