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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
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鬼子出村（1）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临清、馆陶、邱县一带进行大“扫荡”时，每逢攻入村庄前，上司都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家畜也集中，好吧。临走时候点把火！”这样的命令，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鬼 子 进 村冈村宁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1大队曹长种村一男也供认，1943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讨伐”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日本兵进村的情景是这样的：
“冲呀！”他们托着枪，随着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队长，一齐闯进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脚疼，也跟着飞跑过去。可以听到老婆子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混杂着猪的叫声。部队也好像是到了村里，可以听到士兵的大喊声，农民的咒骂声，女人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猪和鸡垂死的叫声等等。这些声音掺杂在散乱的人们到处奔跑的脚步声里。日本兵离村时的情景则是：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快要结束的11月22日一个阴沉沉天气的傍晚时刻。“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诉。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就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当然，这还是指“哪里都看不见人影”的村庄。日军只能是烧光、抢光，无法杀光。无怪日军士兵在谈到所谓“讨伐”，也即“扫荡”时，是这样认识的：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是农具——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讨伐”。如果去“讨伐”，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讨伐”。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冈村宁次等人不敢正视这些事实，还在那里大谈什么“戒烧、戒淫、戒杀”，这才真是“实为可笑”。
冈村宁次也不是老那么“沉着”，具有军人风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冈村“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紧张。”又是忙着收拾行装，又是急着联系汽车，29日一早，即乘美国船仓惶出逃，“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此时此刻，这位连判决书都没有领取的“幸运儿”心里，恐怕只有逃脱了法网的庆幸，离开了中国的惊恐，哪里还有什么“沉着”、“从容”的“大将风度”呢？冈村宁次还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几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师”小玉吞象“时时来访”，为他占卜。到了战后，冈村宁次更是坐禅诵经，日盛一日，俨然像个“居士”。
总而言之，冈村宁次就是这么一个一方面对中国有相当了解，并有相当实战经验，也确有一定才干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十分冷酷、虚伪，且不敢面对历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个灾星，在战争狂和某些中国人眼中，他又是个“将才”。
然而，目前的问题是，这个灾星就要到华北来了。
1941年7月7日，东京，当年的少尉要领兵出征了白天，冈村宁次参加了在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举行的任命他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的仪式。仪式后，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来到一间密室，交谈起来。东条英机说：“你在重庆也有朋友，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看来，日本政府对冈村宁次真是寄予“厚望”，付与重托的。一方面，希望他对中共军队实施残酷镇压，用冈村宁次本人的话讲，他在“北京三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中共军的讨伐战。”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则指示他尽力利用他的“旧友”关系，予以拉拢。
鬼子出村（2）
晚上，冈村宁次回到住所，请来邻人片山下围棋。日后片山写了一篇“对弈记”，记叙了那天晚上的情景：“×月×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府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鸟鹭（谕围棋黑白子——译注）之战。”
近一周来，将军府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弈，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使者回复，随即出战。
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
于是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此。
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坐，一面安稳地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舍下请多关照。”
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
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这样也可以躲过新闻记者”，此时确有邻舍远行的那种寂静气氛。英雄心情如此从容不迫，令人赞叹。
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
冈村宁次大概觉得这篇所谓“对弈记”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和“军人风度”，故把它抄了下来，收入自己的回忆录中，抛开那些吹捧之辞，我们从中确可看出，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一职时的心情，是颇为自得，十分自信的。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或许更为准确：“我戴上崭新少尉军衔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随即出征桦太接受炮火洗礼。从那时算起，这是第八次出征，心情已不甚紧张了。这应该说是领兵出征吧。”
当年的少尉，如今居然“领兵出征”了，话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得意。冈村宁次后来曾与一位颇受信任的部下开玩笑说：“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涂抹一番。”现在，这位自负的“泥瓦匠”，即将去“涂抹”
被八路军打得千疮百孔的华北“治安”之壁了，他能得手吗？7月9日，冈村宁次身着陆军大将戎装，率众幕僚乘火车离开东京。“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场面十分隆重，冈村宁次着实风光了一回。
喜好飞行的冈村宁次“这次却特意选择了多费时间的海路前往。”他说：“这是因为我适应乘船，在航海中遇到风浪，旅客不去食堂时，我也常有独自去食堂与船员一起用餐的经验，对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