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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区一直到县、区、村，开会的开会，做总结的做总结，布置工作的急忙召集下级，传达决议的立刻下乡。
坚壁了一个时期的文件包从土里刨出来，冲散了几天的同志又重新集合起来，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仿佛经过反“扫荡”
斗争，更加亲热了。钢笔在湿土里埋出了“汗”，纸本返了潮，可是经小风一吹，热空气一哈，等不到开完会，一切又都照旧了。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繁华，“扫荡”
一过，游击集市也飘忽不定地转着村开了张，赶集的人也还不算少；游击小学校也照常上起课来。叫卖声、歌声、笑声、读书声，重又飘荡在大小村庄里。
显然，日伪军这种周期性的“扫荡”，在王林笔下，不过是“一种定期的操练”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许有人要说，虽说王林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小说。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2）
别人是这样认为吗？翻开将帅们的回忆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将帅们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还更为“浪漫”。
比如聂荣臻就说：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周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
在聂荣臻这样身经百战的将领看来，敌人的“扫荡”，连“定期的操练”都算不上，大不了是“一次大旅行”。
心情自然不紧张。
冀中的基层干部和一般百姓，久经“操练”，对敌人的“扫荡”，也不觉得多么紧张。《腹地》中有一段描写说一个村的村长范世荣，到区里听区委书记张昭进行反“扫荡”
动员：张昭接着说道：“今天传达冀中区党委的形势报告和紧急通知：根据各方面的征候和可靠的情报，日寇对咱们冀中平原根据地要发动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区党委号召我们动员起来，迎击和粉碎敌人的这次大‘扫荡！’”
范世荣默默听着，心里说道：“反正哪一次动员都说是‘空前残酷’，可是哪一次也都闯过来了！”
区委书记张昭，村长范世荣当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当年像有这样心理的村长，的确是有的。
再往下，百姓们听了敌人要大“扫荡”了，又是什么反应呢？王林的小说中也有一段很真实的描述：反“扫荡”紧急动员部署传达以后，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冀中平原。各村游击小组和男女自卫队日夜戒严，一方面警惕地盘查行人，一方面突击地道，修整道沟，准备战斗。八路军也都做了紧急战斗动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后方勤务部门把所有的文件、工具器材都坚壁起来；非战斗人员也统统分散，各自建立社会关系隐藏在群众里。于是各种工作人员东去西来，像乱搅云一样穿来穿去，散布着恐怖和战斗气氛。地方武委会系统的情报，更像雪花一般飞到这村又飞到那村，说敌人在这个地区天天抓人修岗楼安设据点，在那个地区疯狂地修汽车路挖封锁沟，稳扎稳打地加紧向冀中腹心地区蚕食和压缩，处处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但是，日寇的“大扫荡”并没有马上到来，于是紧张一阵以后，太平观念又在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滋长了。人们笑着质问隐藏在群众里的工作人员道：“鬼子要大‘扫荡’，你们怎么事前会知道，给你捎信来啦？”
“俺的心刚不跳啦，你们又吓唬俺！”
青年和村干部们，见地道工程太费力气，就猜疑上级传达下来的日寇“大扫荡”情况是一种动员办法。因而自作聪明地分析道：“敌人吹出风要‘大扫荡’，是一种谣言攻势，鬼子专会玩这一套阴谋诡计：什么‘大扫荡’、‘小扫荡’，季节‘扫荡’，我见识过不只一次啦，到时候像推碾子推磨盘似的一转悠就回来啦，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最毒辣的方法还是从边缘地区一步步地向咱们腹心地区压缩，一口口地蚕食！”
民以食为天，在未看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迹象前，农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多打点粮食。1941年的收成不好，1942年春又缺雨，“粮价飞涨起来了。群众成天坐在街上庙台上盼望春雨，愁眉不展地叹息春荒春旱，把反‘扫荡’的紧急动员扔在耳朵后边了。每天虽然有闲工夫，但是只要干部不催，挖地道的劲头怎么也鼓不起来。眼看就要饿肚子，谁还愿意干那营生子呢？”后来，天遂人愿，果真盼来一场春雨。农民们高兴地一边干活一边议论：“‘扫荡’就‘扫荡’，咱见过多啦，只要种上庄稼有吃的，什么也不怕！”
读了王林的《腹地》，对“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心态，应该有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印象。不过，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人说，有的地方，恐怕还不如王林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连敌人要“扫荡”动员指示都未传达。比如我们在离安平县城只有8里地的深县西大染庄采访时，村里的老人就说，当年没听干部说，日本人要大“扫荡”了。又如刘秀英老人，当年在家乡——离任丘县城50里的一个村庄，也未听说过日伪要大“扫荡”。
西大染庄是近敌区，刘秀英老人是1942年11月入的党，当时是村里的积极分子，而且据她讲，这个村没出过汉奸，是个抗日斗争开展较好的老根据地，居然都没有听到有关反“扫荡”的动员。
到1942年，抗战也抗了五六年了，如果说，最初老百姓对日本兵还觉得有些陌生和惧怕，现在已是相当熟悉和了解了。日本人是凶，是残忍，但日本人的烧杀，反倒让冀中的百姓们挺起了胸膛，没什么可怕的，再说，怕也没有用。
1941年，安国县一位百姓曾写过一篇短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冀中的百姓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现：天拂晓的时候，我正在甜蜜地睡着。忽然听得狼嚎似的一声：“快快的开会去！”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3）
我由梦里惊醒过来，披衣下床，再想逃走，实在不能。
因为村子四面全被敌人包围了，并且街上都是敌人，只得在敌人的皮鞭下到街上去开会。
……
有几个手里拉着小孩的妇女，来的晚了些。那个鬼子把洋刀朝她们一指，大声呼喝道：“你的，开会为什么来晚？死了死了的有！”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妇女慢慢挪来。那个鬼子嚎了一声，举起洋刀跑到那个妇女跟前，寒光一闪，洋刀搁到妇女的脖颈上。人们见鬼子要行凶，异口同声地嚷道：“不能杀她！不能杀她！”呼声震撼了田野。鬼子为了收买人心，才把刀收了回去。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鬼子恐怕是要行凶了，而这只会增添百姓们的仇恨。在一篇题为《被鬼子糟蹋后的××村》的短文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鬼子离开被它们烧杀后的××村，爬回王八窝饶阳城里去了。村头麦场里金黄色的麦子，被烧成一堆黑灰；田野里已熟未割的麦子，也被烧去了大半。
房子还在燃烧着，黑烟冒入天空。整个村庄，包围在浓黑的烟雾里。
大街上乱得不成样子了。家家的东西都混乱地抛在地上。几个年轻妇女，躺在鲜红的血泊里；几个将死未死的老人，还在地上哼哼呻吟着……
逃出去的老乡们回到自己被烧毁的家里，惊恐未退的面孔上，堆满了无比的愤怒和仇恨。
……
孩子们紧握着铁锤一样的小拳头，小眼像灯似的闪着光：“妈的，捉住鬼子，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老年人伸出了手：“妈的，再来了拿切菜刀去杀他两个……”
青年们愤怒地说：“报仇！年轻人当八路军去！”“不打走鬼子过不了安生日子……”
冀中的老人们说，当年，冀中的百姓，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似乎人人有一腔英雄气，小鬼子来了吗？咱就跟他打，打不了就跑，没跑了，让开会，咱就去。让咱卖国，打死也不干，杀就杀吧，烧就烧吧。老人们说，冀中的百姓，真是横下一条心，跟鬼子拼了。大不了是一死，不就是烧房子、抢东西，杀人吗，还能怎么着？鬼子不让咱过好日子，咱偏要乐。所以，鬼子白天“扫荡”，晚上识字班照样开课，村村差不多都有剧社，一位老人回忆说：“‘遍地歌声’这个词，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环境那么残酷，却还要唱歌。开会唱歌，劳动唱歌，钻了地洞还要唱歌，打完一个仗，自然更要唱歌。”死不了，爷们就要乐，就要抗日！死也不服，不当亡国奴！
冀中的百姓们拿起了枪
“定期的操练”，这话透着对鬼子的藐视和乐观的精神，不过，这也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觉得鬼子“扫荡”
大不了就这么回事，雨过地皮湿，没什么了不起的。
因而就容易麻木和松弛，紧张不起来。对敌人的新花招、新动向，也变得不是那么敏感了。杀人、放火，都见识过了，还能怎么着？■“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说到“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不能不说到当时公开宣传的一个口号：“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口号，当时似乎有不同的“版本”，一位当年在冀中军区机关报——《前线报》工作的老人回忆说：“1942年1月，《前线报》着重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小日本’的号召。在国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