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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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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月——距“五一”大“扫荡”约4个月。 
  一批日伪高级特务于天津海光寺召开会议,对即将开始的冀中作战进行了“专门详尽的讨论”。 
  1942年2月7日——距“五一”大“扫荡”2个多月。 
  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反“扫荡”紧急指示:命令各分区部署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分散、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认为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内对冀中发动大“扫荡”。 
  冀中区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军分区都进行了部署动员。像七分区在安国县南马村召开县、团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冀中军区指示,提出准备反“扫荡”。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a分散人员,地委干部分散到县,县委干部分散到区、村,部队干部有的临时下到战斗部队;b分区举办的连排干部集训队提前结束,学员回原单位;c给部队补充了子弹、手榴弹,每人发了两双布鞋,还准备了一部分防毒用品;d根据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对部队进行了先敌展开的作战部署,以免过于集中遭敌合围;e要求各级部门加强除奸工作……会议前前后后共开了十几天。其他各分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八分区在2月份召开了军事、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军区反“扫荡”指示,并提出“坚持熬时间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动员口号;六分区也在2月进行了反“扫荡”准备工作。精简人员,能回家的发给证明回家,不能回家的到可靠的地方分散隐藏,取消营以上干部乘马,部队分散活动。六分区被服厂,还赶制了大批便衣,凡是划到后方的人一律换穿便衣。 
  总之,冀中军区2月7日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各级组织层层部署,准备“扫荡”。不过,此时日方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的具体部署尚未出笼,冀中军区自然也只是针对日军往前春、秋季“扫荡”的规模发出警告,进行准备。 
  1942年2月12日——距“五一”大“扫荡”两个半月。 
  冀中行署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下精简组织的指示》,要求各级部门坚决精简机构,当时,冀中政府机构已十分臃肿,竟达10467人,这么多的人,多为非战斗人员,打起仗来,还要靠战斗部队掩护的。不精简怎么行?据统计,精简后,全冀中各级政权干部、勤务人员减少了3397人。 
  1942年2月21日——距“五一”大“扫荡”约两个月。 
  冀中区领导机关在博野县凤凰堡村一带突然遭到千余日军偷袭。多亏警卫部队27团英勇善战,与敌展开肉搏,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总算掩护领导机关突出了包围圈。27团伤亡二百余,战后,该团由3个营缩编为2个营。 
  1942年3月2日——距“五一”大“扫荡”不到两个月。 
  日伪军3000多人,“扫荡”九分区清苑、蠡县、高阳一带唐河两岸地区。敌人的如意算盘是把我军势力驱逐出这一地区,压缩我军的活动地盘。九分区部队与敌激战数日,3月6日,敌人退回出发地。   
  进入倒计时(2)   
  1942年3月20日——距“五一”大“扫荡”约40天。 
  冀中 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开展地道斗争,挖地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基层地道斗争尚未完全开展起来。冀中的老人回忆说,“冀中的地道斗争,主要是从1942年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后搞起来的。开始在蠡县、任丘、高阳一带,以后逐渐扩展开来。”其中尤以蠡县开展较早,所以冀中武委会派人调查地道斗争时,去的就是蠡县。但就是蠡县,也并非村村有地道。当时在九分区工作的冯佩之老人,就曾提到蠡县东北的悟儿头村,直至“五一”大“扫荡”也没挖地道。吕正操说,“如果早一点开展地道战,敌人的‘五一’‘扫荡’就会好对付些。” 
  是月,冈村宁次到石家庄,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对冀中的“扫荡”。当时在冀中军区作战科工作的成学俞说:“冈村宁次到了石家庄,当时是知道的,但会议的内容,当时并不知道。”采访成学俞记录。1942年4月1日——距“五一”大“扫荡”一个月。 
  日军第27师团部队开始“扫荡”冀东。冈村宁次“对该地区的肃正极为关心”,于4月6日到了唐山27师团司令部及丰润等地。 
  冀中百姓在挖地道 
  “4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 
  日本人“扫荡”,是有规律可循的。从时间来说,日军一般是每年春、秋两季出动,进行“扫荡”;从空间来说,日军一般是合击它认为是我领导机关或有生力量所在地,烧杀一番后,退回出发地。聂荣臻曾谈到日军“扫荡”的特点,他说: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虽然在1942年2月底出笼的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中,冀中就被列为“治安肃正的重点”,但给人的印象是,在这个计划中,对冀中的作战,还是一种例行的“扫荡”,故而没有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各部队参照往年的“扫荡”行动即可。而3月份石家庄会议后,对冀中的“扫荡”变得重要起来,成为此一年度日华北方面军的一项主要活动。 
  在《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中,对冀中的作战是这样叙述的: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在1942年度第一期,华北方面军计划进行的肃正作战如下:冀东作战(一号作战)冀中作战(三号作战)上述两项作战,主要由华北方面军直属兵团进行。 
  而到了石家庄会议之后,日方对冀中作战叙述如下:在冀东地区,由第二十七师团从4月初开始进行“冀东一号作战”,在冀南地区由第十二军和第一一〇师团从4月末开始进行“十二号作战”;在冀西地区,由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从4月下旬开始分别进行肃正作战。上述各地区作战的用意是要使敌人误认为例行的春季讨伐,并且兼起佯攻牵制的作用,以配合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三号作战)和第一军执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显而易见,在石家庄会议之前,冀中虽被列为“治安肃正的重点”,但不过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肃正讨伐作战”中的一项,甚至还列在冀东之后。而在石家庄会议之后,对冀中的作战就突出了出来。与日军对晋冀豫边区也即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作战一道,成为驻华北日军最重要的两项作战。而其他作战,则只起两项作用:一是牵制我方,二是迷惑我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暂时难下定论。不过可以猜测,很可能与太平洋战争有关。或许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决策当局要求驻华日军随时准备抽调出若干兵力,并要求驻华日军进一步“以战养战”,掠夺中国的财富。本来,在2月份制订本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时,就已把“方面军的直辖区缩小到只限于河北省,而且加强了这个地区的兵力,首先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河北省的彻底肃正与迅速恢复治安方面。”而后,由于兵力的缺乏和经济因素的日益重要,驻华北日军又将本年度的“主要着眼点”缩小至两点:一是“扫荡”冀中,“计划要在青纱帐起之前取得肃正作战的成果。从5月初开始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然后,长期坐镇,一面进行扫荡作战,一面实行治安建设。”以期“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另一项主要作战,是企图搞掉驻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及中共北方局。 
  从现有的材料看,当时华北日军确实需要保持相当大的机动力量,无法抽调过多的兵力进行“讨伐扫荡”。在1942年,驻华北日军一方面正在积极准备对西安的作战,另一方面,“对苏备战的研究和训练工作比以往要求的更为具体和迫切了。”1941年12月29日,日本大本营命令驻华北日军中的第17、第32、第36、第41等4个师团,“在不妨碍现在任务的情况下,实行必要的对苏作战训练,”并要求在1942年3月底以前,“大体完成基本教育。”为此,驻华北日军已开始研究一旦相当兵力被抽调走,如何确保治安。这样,驻华北日军就必须缩短战线,确保重点。大概是经过石家庄会议的研究,日军决定集中兵力,实施上述两项作战。“扫荡”冀中,是为了夺取这一“华北的乌克兰”,从经济上打击我方;进攻晋东南,搞掉我指挥机构和领导机关,则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我方。   
  进入倒计时(3)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人在1942年的“扫荡”有一套周密的部署,先“扫荡”冀中周围的冀东、冀南及冀西,然后集中重兵一下扑向冀中,当我们的视线正被冀中所吸引,以为这就是日军的“底牌”时,日军却又猛然扑向晋东南……采访冉淮舟记录。 
  一些当年在冀中从事军事工作的老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日军大规模“扫荡”冀中,决不仅仅是为了“扫荡”晋东南作陪衬,作铺垫。从敌人的作战规模、战后部署等一系列因素看,日本人的的确确是要占据冀中。采访成学俞记录。日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在谈及1942年日军的行动时,说:“在此期间各肃正作战的特点为,以覆灭敌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为主要作战目的,设法使治安区空前扩大。” 
  相反,在“扫荡”冀中和“扫荡”晋东南这两项作战中,“扫荡”冀中似乎比“扫荡”晋东南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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