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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的儿子似的,傻看着他,那干部一时也愣住了。后来,村里人知道了这事,都感叹说:“这年头,过去成不了气候的人,也叫鬼子给逼得成了气候了。”
杜占纪,是安平县南侯町村一名乡村教师,40来岁。他虽不是党员,但民族意识非常强烈,1942年春天,动员自己年仅18岁的独生子参了军,大女儿在区妇救会当主任,二女儿也在本村作抗日工作。“五一”大“扫荡”后,安平县一下子由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日本人要求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先去报到,然后去当伪教员,教奴化课本。对在县里有较高威望的杜老师,更是发出最后通牒,一是要他限期将参加抗日工作的儿子女儿叫回自首,二是要他去县城当伪教员。杜老师拿起最后通牒一看,是原来的同事,如今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伪县教育局长的张麟阁亲笔写的,气得一把撕掉,对家人说:“一不叫子女回来自首,二不去城里给鬼子干事。叫孩子们抗日到底,把日本鬼子赶走。”接着悄悄写下长长的遗书。然后来到村边的柳树林,边走边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丧,共服汉德威……最后,杜老师就在林中上吊自杀了。以死来抗争,来保持自己的人格。日本人听说后,都惊呆了,哀叹:“占领中国的一块地盘不难,难的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
……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这些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庄稼人和乡村知识分子,他们杀鬼子、缴鬼子的枪,以死来抗争,都是发自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谁强迫他们这么做。不过,这些自发的反抗,毕竟是势单力薄。要想把这变了的天再翻过来,还得靠咱们的队伍打回来。可咱们的队伍在哪儿呢?鬼子、汉奸们造谣说:“岗楼儿钻了天,八路军钻了山,马猴子(指游击队)全消灭,实现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
1942年秋冬,在冀中的百姓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五一扫荡闹浑了天,敌人到处把岗楼安;奸淫抢杀抓青年,杀人消息天天传;白天无人街上走,晚上谁敢把灯点;这样的苦日子哪天完?白天盼,黑夜盼;盼着八路下高山,拨开云雾见青天。”
不过,百姓们心里也明白,日本人势力这么大,八路军暂时来不了,眼下正是最艰难的时候。王林曾回忆说,冀中的百姓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知道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毛泽东在撰写《论持久战》冀中经过那样残酷的斗争,终于坚持到最后胜利,除了很多老同志讲的原因外,还有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冀中党政军民对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宣传下的力量很大,收效也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极端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5)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冀中的百姓个个都把《论持久战》熔化在血液里,充满信心等待胜利,那似乎也有点拔高了,但要说百姓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人这疯狂劲长久不了,那是千真万确的。百姓们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罢,总会有熬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们遇见抗日干部,都哭着说:“我们咬着牙熬过这两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张晓舟,是深泽县大直腰村人,中共党员,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和才干。1938年,就任安平县县长,要说也是老资格了。安平县的干部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县委机关的公开名义是县游击大队政治处。老百姓搞不清县委书记是个什么官,但都知道县长是谁。而且“因袭传统习惯,只知服从政府。特别是对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一县之长,更是尊崇备至。”在百姓们眼里,县长,可是个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张晓舟从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当县长,按说应该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蛮大,威风凛凛的,群众都不愿接近他。他本人也从不想接近群众,凡遇到和群众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束手无策,一筹未展。时间久了,群众都离他老远老远,在党的工作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艰苦时代,他本人却像一叶孤零零的浮萍,漂在群众之上。此外,他对武装斗争,表现得很淡漠,从不关心,从不过问。还与少数乡绅地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样子。”张根生说,当时县里的干部,说起他都摇头叹气,在“五一”大“扫荡”前民主选举县委时,连县委委员都没选上。
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时期,张晓舟这样的人,虽说有脱离群众一类缺点,但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五一”大“扫荡”一来,他思想上更深层的缺点可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跑到比较安全的村子躲起来了,也不抓工作;继而是情绪日益低沉消极,对抗日失去信心,悲观失望。和他很投机的县政府秘书许彦如说:“咱们成天像耗子一样,钻起地洞没完,啥时候是个头?说不定哪天钻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在石家庄日本人手下做事的我的表哥,常给我捎信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张县长,您可要三思啊!”对这样的话,张晓舟听了不但不予追究,反倒表示颇有同感。据说,他身边的警卫员曾向县委反映过张晓舟的一些情况,但县委考虑到这种事情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不好轻易下结论,只是让警卫员提高警惕,注意观察。1942年秋冬,大“扫荡”虽已过去,但形势严峻,张晓舟仍躲着不出来工作。与他很谈得来的许彦如,县实业科长张麟阁等人前后投敌,张晓舟对抗战更加悲观,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年底的一天,他老婆郅展辰被捕后叛变。张晓舟一听到老婆被捕的消息,大叫一声“我的娘啊”便哭了起来。不几天,接到老婆秘密写来的劝降信,没有任何犹豫,也跑去投敌了。
张晓舟投敌后,并没给日本人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宪兵队长小谷野垂头丧气地说:“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县长,连一个人也没带过来。”当然,张晓舟公开叛变,在县里还是造成相当的混乱。当时县委立即以新县长“刘恒达”等人的名义发出布告,以挽回影响,稳定局势。“其实,在那样残酷的形势下,急忙间,哪能那么容易就找到一位合适的县长。当时县政府的干部,继许彦如、张麟阁、宋君模,因被捕而叛变、逃跑外,又有财政科长靳天、民政科长张甫卿等相继被捕,还有几个,因体弱不便坚持斗争,经组织批准,躲进敌占的大城市去了。县政府里,只有张锡鸾、梁国栋等三四个干部坚持工作,一时间根本选不出县长来。即使是能找到,加任县长,也须报呈地委和专署批准。当时的地委和专署机关,都是隐藏和游击办公,不好找到,报上去,一时也批不下来。很多人猜测刘恒达就是县委组织部长刘其恒担任了新县长,其实,根本就没有刘恒达这个人。贴那样的布告,完全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6)
“创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县长来,也算是叫叛徒逼的采取的权宜之计吧。冀中的老人们说,有些叛徒,后来又“叛变”日本人,投向我们。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人的心思更是复杂的。有人虽然投敌当了汉奸,民族意识还未完全丧失。有的杀过我们的人,有血债,但又托人来和我方拉关系,又做些抗日的事,也算不上铁杆汉奸。不过,总起来说,叛徒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