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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在。在他念完大学一、二年级以后，都去欧洲旅行一次，到挪威海岸、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游览。除了这些旅行以外，他还剩有时间打高尔夫球和网球，在坎波贝洛荡舟。
罗斯福在哈佛大学参加的活动涉及许多领域。他采纳了波士顿一位售书商的建议开始藏书，起初收藏一般有关美国的书籍，逐渐把内容的范围缩小到“船舶”，最后只限于美国军舰。他作了“飞球”俱乐部的图书室负责人，但任务很轻松。他仍然从事慈善活动，有时在波士顿的一个俱乐部给穷孩子们上课。他甚至在一次足球比赛时指挥啦啦队，不过，他“感到在几千名兴致勃勃的观众面前手舞足蹈，好像是个大傻瓜似的”。但是，他的大部分大学生活可以归纳成他给母亲的信中的这样一句话：“……念一点书，有时骑骑马，有时也参加一些社交聚会。”
在罗斯福毕业于哈佛的半个世纪以前，两位美国总统的后裔亨利·亚当斯曾经在那里学习过。亚当斯后来说，当年的哈佛是一所具有宽容精神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府，它把青年们培养成高尚体面的公民，然后输送到社会上去。但是，“它从未企图培养出公众领袖。……它传授的知识有限，而且，连这一点知识也没有教好。但它却使学生们思想开阔，毫无偏见，对事实不甚了了，但却温良顺从。”自从亚当斯在哈佛学习的时代以来，特别是在查尔斯·Ｗ·埃利奥特任校长期间，学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亚当斯的话贴切地说明了哈佛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
他学习的课程似乎非常适宜于培养一位未来的政治家，但这些课程缺乏有意义的内容。例如，罗斯福所选的政治学课程强调立宪程序和抽象的法律理论，而不重视政治现实。罗斯福本人抱怨说，他所学的课程“好像是一个没有灯丝的灯泡”。他想要学习的是“实行一种政治制度的具体计划——包括预选、政党预备会议、选举和立法的具体计划”。他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是由哈佛大学有史以来讲课最枯燥无味的一位讲师教的。
这不仅仅是学校的过失。罗斯福对于学习多半是漠不关心——即使他所学的课程比这生动有趣得多，他也可能仍然漠不关心。他在家信中除了谈到要努力达到课程要求以及为应付考试死记硬背外，只字未提他对哈佛的智力培养所产生的兴趣。当一位近视眼的讲师使他感到讨厌时，他只好和班里大部分同学一起离开教室，爬出后窗，顺着太平梯溜之大吉，而毫不感到内疚。
哈佛传授给罗斯福的那些学说与这位３０年代的政治家的观点肯定没有多大关系。这位将来要控制议会并企图“操纵”最高法院的总统，在大学里所学的却是政府各部门之间要保持良好而牢固的平衡这一永恒的真理。这个将来做了总统以后要推行“疯狂的”经济实验和金融计划的人在大学里却在古典经济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说：“我在大学学了四年经济学课程，而教给我的东西全都是错误的。”）这个将来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心理学大师”的人却没有学过心理学课程，就连惟一的一门哲学课也只上了三周就退选了。关于美国西部对美国的历史与政治所产生的作用，他本来可以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可是在特纳讲课的头六个星期，他没有去听课。
他的教授有极右派人士也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他只同其中之一结为密友。这就是一位名叫艾布拉姆·皮亚特·安德鲁的经济学教师，风度翩翩，有些名气。安德鲁后来进入政界，在塔夫脱任总统期间被任命为财政部助理部长。艾博特·劳伦斯·洛厄尔本来可以在实际政治方面对他有所教益——洛厄尔曾任波士顿院校委员会委员，后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未再提名，让他连任——但罗斯福看来只是偶尔和洛厄尔接触。洛厄尔和至少其他两位老师后来在罗斯福任总统时仍然健在，他们激烈地反对新政的大部分内容。
罗斯福在大学时代，本人的社会观点是什么呢？如果说他有社会观点的话，那也不过是由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正统观念和反帝国主义组成的混合物，它充满了模糊的利他主义，也充分地反映出广泛的愚昧无知。他在一年级时写道：“诚然，哈佛企图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标准，也可以说，企图把他们从半牲畜状态提高到人的地位。”在西奥多·罗斯福协助平息了１９０２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以后，富兰克林批评堂叔干预这一事件，并指摘他“企图使行政部门的权力超过国会”。虽然他曾听过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钱宁抨击英雄崇拜的观点和编造历史的作法，他在四年级时写了一篇论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其中充满阿谀奉承之词并歪曲了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他帮助建立了“布尔人救济基金会”，而且在一篇论述革命战争以前的罗斯福家族的文章中，赞扬了他的祖先们在“高度的民主精神”和责任感。
想要评价罗斯福在哈佛时期的政治观点，也许最好是阅读他在《校旗报》上发表的社论。在秋季，由于被足球赛中出现的问题弄得心烦意乱，他在社论中愤怒地批评比赛时啦啦队没有大声喝采，正面看台上有人抽烟，观众缺乏热情，运动员不大卖劲等。冬季来了，他又把笔锋直接转向冬季运动。他间或也写一些社论，评述多年来学生报纸编辑所关注的问题：宿舍的防火设备不够，需要在海滨铺上木板路，以及学校安排的活动过多等等。他还花了一些工夫要人们注意大学里的政治讲演人。他对哈佛以外的事务绝对没有一点兴趣。
罗斯福在校内的政治活动中成就甚微。当他在一年级时，一些“外来人”打破了格罗顿校友们对班长这一职位的垄断。他那时还是个局外人。四年级时，他被提名竞争班长这一众人争求的职务，却被有组织进行竞选的人所击败。然而，他却获得了一个职位：他当选为班委会的永久主席，这多半是由于他作为《校旗报》的编辑而久负盛名。但是，他在哈佛并未显示出赫伯特·胡佛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所显示的政治才干。那一次，胡佛领导“野蛮人”对社团控制校园里一切活动的状况发动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
大约就在罗斯福在哈佛学习的时候，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的坦慕尼协会的地区领导人，坐在他那心爱的擦皮鞋摊子上，议论怎样在政治活动中获得成功。他说，你必须研究人情而不是书本——书本只会碍事。“如果你上过大学，那就糟透了。你必须把学过的东西全部忘掉。”秘诀是什么呢？“到人民中间去，去看他们，也让他们看看你。”罗斯福早年所受的教育与普伦基特的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箴言截然相反。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来自海德公园的这位年轻人将会击败普伦基特这类人物。罗斯福怎样坚持他从幼年开始，先后在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逐步培育起来的理想，怎样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投身于美国政治的惊涛骇浪之中，这将成为他未来生活中的主题。
第二章奥尔巴尼：幼狮
有一个事实特别引人注目，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有些影响巨大的公众领袖是从国家的“心脏地带”以外的地区崛起，然后上台执政的。劳合·乔治来自威尔士，而不是英格兰；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而不是俄罗斯本土；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北部，而不是英格兰；正如更早时期的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不是法国人一样。从地理上来说，罗斯福不是一个外地人，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个外地人。他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转移到纽约市，如同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即从家庭和学校的那种阶级界限森严的上层社会转移到２０世纪初期繁忙喧闹的美国大都市。
这个美国的大都市正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动荡之中。从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初次眺望明轮汽船沿着赫得逊河奋力地逆流而上，直到１９０４年６月那天他头戴学士帽，身着长袍坐在台上，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时刻，其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在这一年，有一位经济学家发现两大家族——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终于成为“构成全国商业与贸易活动的心脏”。在罗斯福在哈佛攻读古典经济学的四年期间，有一百五十多家托拉斯宣告成立。其中十家资本额为一亿美元或数目更大；托拉斯又进一步发展成超级托拉斯。虽然出现过经济萧条，虽然１８９０年又通过了谢尔曼限制托拉斯法案，虽然人民党和社会党也极力加以攻击，但是，资本家们却满不在乎，仍然信心十足地把持着自己的权力。
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挑战。１８９６年，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号召西部奋起反对华尔街和金钱的势力。他在草原的阳光下讲演时，面部充满着激动的表情，时而恳求哀告，时而发号施令，时而讽刺挖苦。但是挑战未起任何作用。威廉·麦金利表面上冷静沉着，坐在自己家的前廊上直到竞选运动结束为止。那位“孩子演说家”却丢掉了东部全部的选举人票，在新英格兰所有的县里都落选。四年后，他的境遇甚至更糟，在许多美国东部人看来，布赖恩主义似乎是遥远的西部的一件麻烦事，在东部惟有一些较大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才支持它。在布赖恩的第一次竞选运动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在格罗顿学习，在布赖恩进行第二次竞选时，罗斯福正在哈佛，因此，对他来说，布赖恩主义没有什么意义：在他周围，大学的围墙抑住了布赖恩分子的呐喊声。
但是，在２０世纪初叶，情况却有所不同。突然之间——后来觉得似乎是一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