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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外国货物即可转运内地而不抽税（中国货物却要受厘金之累）；鸦片每百斤纳税银30两，即可合法进口（条约中写作障人眼目的“洋药”）。桂良等人一切按照对方的开价，没有半点斤斤计较，此种谈判又焉能不顺利。但是咸丰帝要求挽回的四项权益，却使桂良费尽心机。他明知此乃虎口夺肉，可能性极小，但不得不勉力为之。
桂良出生于世家，宦历嘉、道、咸三朝，是恭亲王奕訢的岳父。他早已摸准咸丰帝的心思，认定公使驻京为首害，于是专在此项上下功夫，并不顾及其他三项。公使驻京虽是西方各国的惯例，但英国提出这一要求，却有鉴于徐广缙、叶名琛的强硬态度，尤其是叶名琛拒见西方使节的行为。对于当时注重商业利益的西方各国说来，也并不认为该项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四国的《天津条约》中，唯有中英条约写明公使常驻北京，觐见皇帝用西方礼节；中美、中法条约仅规定公使有事可以进京暂住，但清朝允诺他国公使驻京，美、法可援例办理。因此，消弭公使驻京一项，关键在于英国一方。于是，桂良等人一再照会英国专使额尔金，要求重议公使驻京。
为此，桂良也提出了一个方案：清朝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一职，由原来的两广总督兼任例驻广州，改为由两江总督兼任例驻上海，以后的中外交涉改在上海进行，英国公使也不必常驻北京。英国高级专使额尔金经历此等恳求，觉得英国侵华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让公使常驻在充满敌意的北京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有危险，于是也作了退让，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可进京暂驻，就如中美、中法条约之规定。但是额尔金坚持一条，即《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必须在北京互换。此时的咸丰帝一直在发脾气，一再申斥桂良办理失宜，令其挽回全部四项权宜，并声称英国等国若至天津，必将开战。
见多识广的桂良等人似乎并不因此而惧怕，依旧按照自己的设想办理交涉。专制社会中，臣子的功过不在于办事的成效，而在于是否合于主子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点讲，揣摸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子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官的秘诀。尽管桂良的交涉活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尽管咸丰帝仍旧怒骂不停，但桂良心里明白他已经获得了成功，因为咸丰帝已经在事实上批准了他的方案，旨命以两江总督代两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其头衔也从“管理五口通商事务”改为“办理各国事务”。
桂良还从咸丰帝大量的谕旨中发现，他此时的首要任务是阻止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改在上海互换。互换条约批准书，只是一个程序问题。英、法、美等国之所以坚持要在北京互换，是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衙门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对这些重要的文件不是由中央朝廷保管而是由一名地方官保管感到十分惊奇。如果英、法、美等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会更加惊奇，因为这些条约的正式文本从来也没有到过北京，且不说这些英、法、美盖玺的文本互换后一直存放在广州，就是英、法、美收到的由清朝盖玺的文本，也是根据两广总督的请求，由军机处将盖有国玺的黄纸送到广州，再由两广总督贴在条约正式文本上的。“天朝”的大皇帝决不会，也不该去看这些不光彩的东西，他们只看见过按照一定格式抄录的抄件。清朝之所以不愿意在北京互换条约，是因为听说公使们到了北京后要按照西方的惯例、用西方的礼节觐见皇帝、亲递国书！
1859年初，英、法、美三国派出新任驻华公使。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也照会桂良等人，新任公使即将到来，前往北京换约。桂良等人百般努力未获效果，也只能向咸丰帝报告。咸丰帝至此，态度开始软化，同意进京换约，但条件是：一、随行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二、不得摆轿排列仪仗；三、换约之后立即离京南下，不得在京久住。咸丰帝的谕旨中，有一句非常关键，“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即按中国以往的成例办理。
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是决不让步的。桂良继续留在上海，准备与英、法、美新任公使商议换约事宜。一直等到1859年6月初，英、法、美三国新任公使抵达上海，但他们根本不愿意在此事上再作纠缠，不理会桂良等人的一再照会，挂帆北上，直趋天津了。桂良闻讯，知情况不好，立即驰驿回京了。
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7）
自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后，津京一带的防御已经摆上了咸丰帝的议事日程。在此危难之际，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想到了上次帮他克服危机、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战功赫赫的科尔沁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1858年5月21日，即大沽失陷的次日，咸丰帝即命僧格林沁率军前往通州，着手京城防御。 1858年6月2日，咸丰帝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京津一带的军务。
1858年7月10日，英法联军离津南下，咸丰帝命僧格林沁回京，面授机宜，让他负责大沽、天津一带筹防事宜。 1858年7月14日，僧格林沁聆训后立即出京开始策划津沽防务。 1858年8月，僧格林沁料理完毕通州大营的军务后，前往天津、大沽一带。他在大沽一带修复炮台五座，安设重炮数十位，小炮上百位，并在海河中架设木筏、铁戗等拦河防御设施，手下的部队达到一万人，其中四千人驻在炮台上。可以说，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大沽口的防卫力量大大加强。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中，咸丰帝感到有了自信。到1859年4月，咸丰帝允英、法、美公使入京换约，并派了他的亲信怡亲王载垣到大沽见僧格林沁。载垣带来了咸丰帝的密谕：“如果夷人入口时不依规矩行事，可以悄悄击之，到时候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此种掩耳盗铃的技巧，僧格林沁商酌再三，觉得难以执行。僧格林沁也有他的麻烦。几个月来，他在海河中层层设障，已使大沽口成为无法通航的口岸。若允英、法公使由水路从大沽前往天津，须得减撤已设的防卫设施。因此，僧格林沁便奏请咸丰帝，让各国公使转道大沽以北三十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
1859年6月18日，咸丰帝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告诉英、法公使勿入大沽，须走北塘。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咸丰帝的这一谕令似乎太晚了。就在此道谕旨发出的前一天，6月17日，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已率先行舰队来到大沽口外，横妄地要求三天之内撤去口内的木筏铁戗。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英国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内的水中障碍。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国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当夜，英军舰船一部已闯入大沽口。大沽口的形势空前紧张起来。尽管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也规定了互换的时间（期限一年，英国于6月26日到期，法国于6月27日到期），但没有规定进京换约的路线。就法理而言，英、法完全应当遵从清政府的要求避开军事禁区，正如它国舰队不能以换约为由硬从泰晤士河闯进伦敦一样。我们不知道英、法公使不愿走北塘，硬要从大沽口进京是否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恐怕清政府会以换约期限已过为由而制造麻烦。若是如此，那么他们肯定过虑了。因为咸丰帝头脑中根本没有国际条约的概念，更不会利用条约条款来自我保护。很可能在他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桂良在天津议订条约时说的一句话： 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经签字，咸丰帝也朱批“依议”二字，但他仍不甘罢休地让桂良在上海挽回公使驻京等项权益。他似乎不知道已经签字的国际条约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似乎真的以为只要将桂良等人治罪，便可将条约当作“废纸”。
1859年6月25日，天气晴朗，英、法炮艇从清晨起就在大沽口内清除水中障碍，开辟通道。僧格林沁在炮台上命令偃旗息鼓，不得作任何声响，严密注视敌方的行动。这种安静的场面加上和煦的阳光，使英、法士兵们以为闯入了无人之境，昔日一再胜利的荣光更使他们从心底里看不起清军的防御能力。他们高兴地唱起歌来。到了下午两点，情况突变。据僧格林沁奏折，是英、法首先向其炮台开炮；又据英、法的报告，是清军首先向其炮艇开炮。辨清事情的真相在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英、法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大沽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统率下，斗志高昂，第一次齐射便击中英军旗舰，英海军司令何伯当即受伤。英、法军见炮战不能取胜，便调整兵力，登陆攻击，仍被清军挫败。美国军舰在一旁见英、法败势，在“血浓于水”的口号下投入战斗，仍未奏效。战至日暮，英、法军败退海上。此战，清军共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毙伤侵略军484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红旗捷报飞奔北京。咸丰帝打开黄匣，捧读僧格林沁的奏折，心中却是一片混乱。终于杀了杀这群可恨的“逆夷”威风，似乎帮他出了胸中的一股恶气，使他感到痛快了许多。可是转念一想，若是英、法不肯罢休，岂不是又要在家门口打仗。从来驾驭西“夷”的方法，终究要归于羁縻，大清朝武威再扬，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况多事之秋应以和夷为上策。想到此处，他似乎看到了某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