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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野史中的传闻，虽不能一一细究对证，只能姑且听之，但对咸丰帝如此之多的议论，在清朝皇帝中实为罕见。在正史中，有一条材料耐人寻味。
1855年初先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咸丰帝住在皇宫，不要去圆明园，咸丰帝读之龙颜大怒，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为名，将王茂荫交部议处。不久后，掌福建道御史薛鸣皋，见圆明园修理围墙，认为咸丰帝又要去住园，上奏谏止，称言“逆氛未靖”，不要“临幸御园，萌怠荒之念”。咸丰帝见之怒不可遏，由内阁明发上谕，加以驳斥： 圆明园办事，本系列圣成宪，原应遵循勿替……
敬思我皇祖（指嘉庆帝）当莅政之初，适值川陕楚教匪滋事，彼时幸圆明园，秋弥木兰，一如常时。圣心敬畏。朕岂能仰测高深。设使当时有一无知者妄行阻谏，亦必从重惩处……
第七章 “造反”、“造反”（8）
咸丰帝搬出祖制来为自己辩护，以封杀一切谏阻他去圆明园的言论。为了杀个鸡给猴子看看，他下旨将薛鸣皋从掌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为一般的监察御史，并交部议处。皇帝住园本来就是制度，王茂荫、薛鸣皋为何连续上奏劝阻？他们是否听到了圆明园内的种种风流韵事？今天的学者并不能对此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自从薛鸣皋受惩后，咸丰帝的耳边安静了，谁也不敢再对此事说三道四了。醇酒妇人，从来就是凡夫俗子的一种追求。可所有的凡夫俗子都知道，沉迷于此，不得善终。
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知深浅，一时性乱而不知自制，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长时间的乐此不倦，并对祖制家法破坏极大，这就不能不使人心生疑问：咸丰帝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他在自寻死路？如果将此时的荒唐，与咸丰帝登位之初的慎勤相比，更让人加深此种疑问。有一则笔记称，1850年时，鸿胪寺卿吕贤基曾对友人说： 闻上（指咸丰帝）常居飞云轩倚庐，而云贵人常依康慈皇太妃（咸丰帝养母、奕訢生母）居慎德堂，中隔一湖，相距二里许。飞云轩仅三楹，上寝食其中，读《祖训》、《实录》，阅章奏及内廷册档，召见大臣皆于是。除恭奠几筵及恭诣康慈皇太妃宫请安外，无他适也。 这种端庄的姿态，使得臣子们从内心中发出了“今上圣德”的赞叹。
仅数年间，却判若两人。为什么当年的英发果毅之姿，转变为此时的风流滑稽之态？咸丰帝在逃避，逃避现实中一切理应由他解开而他却无能为力的难题。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只有美酒。从酒中寻找片刻的麻醉，一时的安宁。皇帝喝的御酒，肯定是上品。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酒在咸丰帝口中是苦的。
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唯有美女。从女人身上显示自己的能力，验证自己的雄风。皇帝看中的女人，肯定是绝色。但我们可以想见，那里面咸丰帝只有性的征服，而没有情的缠绵。咸丰帝的这种心态，就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已看了出来：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他确确实实需要一种片刻的欢娱，解脱心中的烦闷。朕当政这许年了，没有过一日舒心的日子；既然这一天都不可得，那么有一刻也是好的。他是在找乐，也是在找死。就连他自己都已感受到，他那本不健壮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吧…… 除了醇酒妇人这些流品低俗的欢娱外，咸丰帝此时还迷上了两门高雅艺术。其一是绘画。琴棋书画本是旧式文人的一种风雅与潇洒。咸丰帝受业于杜受田，染上一些文人病也是不足奇的。而他的绘画，似乎主要是绘马。野史中称： 尝见文宗所画马，醇邸（指咸丰帝七弟醇亲王奕）恭摹上石，神采飞舞，雄骏中含肃穆之气，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也。
这一条史料所指是咸丰帝死后画作经奕临摹后刻石，虽经转过两手，仍然“神采飞舞”。当时在咸丰帝身边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亲眼见过画作，曾在诗中对咸丰帝所绘马作以下评价： 挥毫尺幅英姿壮，屹立阊阖依天仗。
对于皇帝的御作，臣子们不敢不恭维，这是必然的。但赞美之辞高到“非唐、宋名家所能比拟”、“挥毫尺幅英姿壮”，可见决非信手涂鸦之作了。今天，我们找不到咸丰帝绘画的原作，也难以判断他的水平，但从上引两条材料来看，其成就已经不俗。而他于此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和心思，今天更难考证。
但谁都知道，学画决非是三朝两夕便可有成的。其二是听戏。“汉王好高髻，郭中高一尺。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专制君王的好恶引导着文化流派的兴衰。昆曲在此时牢固确立了优势地位。除了一般的听戏外，咸丰帝似乎也有一般戏迷的嗜好——捧角。野史中也有一段记载： 有雏伶朱莲芳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君臣为一优伶而争风吃醋，风流滑稽至如此，实属罕见。据史料作者称，他是听同狎朱莲芳的龚引孙所言，看来还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可能受咸丰帝的影响，其妃那拉氏后来也成了有名的戏迷。由此看来，绘画和观戏成为咸丰帝苦中作乐的另两种方法。 退一步说，醇酒妇人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习气，绘画观戏更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前者无可厚非，后者更应褒扬。即便是在那###的岁月，王公贵族也从未停止过这样的享乐。若以此为标准，咸丰帝自己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也不当遭致物议。可是他的身份不同。他是皇帝，是皇帝就应当宵衣旰食勤政忧民！正因为如此，咸丰帝与陆御史同狎朱莲芳时，那位陆御史就可以引经据典地批评他。也因为如此，尽管一般王公贵族、富绅大贾的各种风流和雅趣，都可以成为史籍上的佳话，但皇帝就是不能。官方史书绝无其沉湎于酒色的记录，而千方百计地将之塑造成为千篇一律的以天下为重而无任何个人情趣的标准的皇帝形象。一个社会对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皇帝是天子，一切应按神的标准来行事。也就是说，如果奕裕蛔龌实郏鍪且幻淄酰磺卸伎杀鹱魉邸Ｒ笆分卸运母髦址且椋钥杀渥髁硪恢中郎汀？墒钦饷匆焕矗碌奈侍庥殖鱿至恕Ｏ谭岬鄣囊磺型纯啵伎梢怨榫逃谑撬隽嘶实郏绕涫且桓雎沂赖幕实邸Ｈ舴侨绱耍梢圆槐匚死嗵煜陆苑吹奈＞侄姆常恢制骄病⑽拚⒆匀坏纳睿梢愿葑约旱哪芰θプ鲆恍┝λ芗暗氖拢槐匚Σ淮有亩嗄铡Ｕ嬉鱿至苏庖恢志置妫够峤杈平匠盥穑克够嵋耘松砺穑克只峁恢衷跹纳钅兀�
第七章 “造反”、“造反”（9）
今天的历史学家找不到任何心理的痕迹，去判断咸丰帝奕裕欠窈蠡诠隽嘶实郏坏梢钥隙ǎ绻蛔龌实郏鋈嘶岫嘁环制匠＃簿褪嵌嘁坏慊独帧！靶腋５募彝ザ际且谎模恍业募彝ト锤饔懈鞯牟恍摇保卸固┑恼饩涿裕莱隽巳松苎У恼孚校盒腋＞褪瞧匠＃恍依丛从诜欠病Ｕ驹谌松骼噌鄯迳系娜嗣牵凶庞胨堑幕独滞呗氲陌恕Ｕ庥质侵赋晒θ耸慷缘摹Ｏ谭岬圩魑桓霾怀晒Φ幕实郏钟卸嗌倩独郑坑钟卸嗌俦耍咳欢澜缟先魏我桓鋈硕伎梢越约旱谋饲闼哂诿苡选⒓胰恕⒛涣牛约跚崮谛牡难沽Γ泄幕实墼虿蝗弧Ｋ亢敛荒芰髀冻隼矗匦胍哉蚨ㄗ匀舻纳裉赐秤煜拢荒芙磺锌嘀园樽爬渚疲客痰阶约旱亩亲永锶ァ�
别忘了，他当皇帝时只有十九岁，此时才二十多岁！
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1）
正当咸丰帝在内战的泥淖中苦苦挣扎、摆脱无计时，外患又来了。这就是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和法国入侵中国，俄国与美国趁火打劫。不过，对于这一次战争的到来，咸丰帝毫无知觉，一点未做准备。他受了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的蒙蔽。在他最不愿意开战时，又卷入对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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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对内对外两面作战，而叶名琛恰恰又是他最为信赖的宠臣。 叶名琛，字崑臣，湖北汉阳人。1809年出生于一诗书官宦人家，长咸丰帝22岁。其早年经历与当时中国许多年轻人相同，在科举途上一路奋斗。
1835年，叶名琛26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1838年散馆，外放陕西兴安知府，1839年擢山西雁平道。1840年调江西盐法道。1842年初升云南按察使，当年底晋湖南布政使。1844年丁母忧去职。1846年服阕，授广东布政使。1847年擢广东巡抚。从这么一份简历可以看出，叶氏是一名“火箭式”干部，出翰林院不到十年，已升至省级大员，在此期间还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这么快的速度，在清朝的汉族官员中实不多见，可谓飞黄腾达。叶名琛在官场上—路搭快车，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他办事干练。如29岁时外放兴安知府，将这一三教九流汇集、号称“难治”的地区，整理得有条有序，博得善治的能名。
二是他理学、文学修养俱深。其祖辈颇有文名，著作等身，他从小耳濡目染，也很有造诣。他的上司、同僚、部属经常被他的学问功底所折服。理学和文学在当时是最崇高的学术。能办事、学问好，使叶名琛在官场甚有好评，因而几乎一年一迁。
不过，这些都是道光朝的事。咸丰帝之所以赏识他，是因为这两件事：本书第三章中提到，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时，广东巡抚叶名琛坚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