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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你的坦率令我欣赏。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吗？了解我们的部队吗？进攻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可在中国战场上，它的地位也许就得与防御调过来。”
“不，绝对的劣势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装备上比你们强，可他们宽广的战线而引起的兵力分散，战场上的山川水地，消弱了他们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而你们数量上占较大的优势，又有最优秀的士兵，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是不该放弃进攻的。关键是中国指挥官的素质，效率不高。”史迪威一着急，便暴露出尖刻、固执的本性来。
李宗仁倒是不急不恼，反而哈哈一通大笑：“上校，你知道吗？你并不是第一个向我们建议发动进攻的西方军人。”
“嗯，我相信睁着眼睛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那么请问你所说的这个西方军人是谁？”史迪威火气消了一些，问道。
“法肯豪森，中国军队的德国总顾问。上校，从愿望上说咱们是一样的，从战术上说，咱们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中国的许多事情你是无法理解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个班长，想带你的人冲出阵地，时机也有利，可你的排长命令你固守阵地，你该怎么办？”
“将军的意思是说你有阻力？！难道作为战区司令官你还没有选择使用作战方式的权利？”作为军人，又深受麦凯布之苦的史迪威一点就通，满是皱褶的脸上充满诧异。
“上校，我们的职业虽然相同，但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渗透在各方面，军事上也不例外。说实话，徐州方面的形势现在非常不妙。日本人10个师团已从三面向这里扑来，我们也在不断地把军队调向这里。可60余万人猥集徐州一点，队形密集，人员混乱，又无法采取主动的攻势行动，请问上校，要是你，你会如何办？”
“将军，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你是战区司令，你有权调动部队采取行动。”
李宗仁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武官先生，中国有些事你很清楚。可有些事，以你们西方人的思维考虑是无法加以理解的。法肯豪森总顾问也曾多次强调进攻、出击，但我无法满足他。不是我不想这么做，而是有些部队我根本就调不动。”不知何时，李宗仁脸上笑容已逝，只有几分惆怅和无奈。
史迪威联想到华盛顿总部那几个指手划脚的小官僚和他对中国军队派系纷争的了解，多少也猜出了几分面前这个令日本人畏惧的中国将领的艰难。作为外交官，他知道再谈什么“进攻”就太不知趣了。他及时转换了话题。
“将军，对这场战争你有信心吗？”
李宗仁慢慢收回目光，转向史迪威：“当然！我对中国的胜利从不怀疑、虽然我们眼下不能指望马上打败日本人。但日本究竟有多大，究竟有多少资源、人力？他们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吗？从战略上说，日本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在中国的战争。他们出兵就已先败了。只是种种原因，使中国的胜利来得可能要迟些，我们付出的牺牲也要大些。”
史迪威对李宗仁的话却颇不以为然：“将军，你的自信令人钦佩，我对中国也充满同情。可我认为，以日本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以贵国军队如此消极的战略战术，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绝非易事。请问失去徐州，就等于失去中原，你们将何以为战？”
“先生，你们美国南北战争，开始时不也是连遭败绩，南军强大得多吗？但最终结局又如何呢？中国战场即使失去中原就是再失去武汉战争就结束了吗？请问，就是日本人把全部兵力派到中国，他们能控制住广大的占领区吗？山西失守，我国军游击部队和共产党八路军不还在战斗吗？”
“但你得承认，就军事而言，这就是失败啊！”史迪威固执得够可以的。
“失败不同于征服。中国5000年来，曾数度被外敌强占，这个民族却没有灭亡。今天日本人就是想占领也不可能，自然就更谈不上征服。”李宗仁也不示弱，回击道。
史迪威摇了摇头，退缩了：“但愿中国的军人都有李长官的自信。”
李宗仁从草地上站起来，踱了几步，说道：“武官先生，关于中国的这场战争，你可以慢慢看，我所说的结果一定会出现。”说着，话题一转：“不过，恕我直言，先生，我认为贵国目前的对华、对日政策不够明智。你们卖给日本人军火、钢铁，间接地强化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有一天你们可能会自食其果，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将军，请讲详细些。”
对这个问题，史迪威一直在琢磨，也感到了它的严重性。为此，他专门向华盛顿送去过一份报告。可至今毫无回音。今天，他倒很想听听一位中国的高级将领对此事的客观评价。
“日本既要在东方建立帝国，他的胃口自然并不止于中国。北面的共产党俄国和南面太平洋上诸岛国，他们一定会做出选择。也许有一天，日本也会成为你们美国的敌人。所以你们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建立机械化军队，增强与日本抗衡的实力，不但有利于维护人类正义，实际上也完全符合贵国利益。我希望今后我的士兵不再吃到日本人用贵国钢铁制造的炸弹。”
警报早已解除，可两人仍在畅谈着。在李宗仁眼里，史迪威虽然直率，直率得有些粗鲁，但他的责任心、正义感和对事物敏锐的观察，都透出一个职业军人的优秀品质。虽然史迪威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不似他那么乐观，可他理解这个在西点军校受到西方传统“唯武器论”熏陶的老军人。此外，他毕竟能对华盛顿产生影响，因此李宗仁对他还是寄予希望。
史迪威这时心情也不平静，刚才与李宗仁争吵时的激动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他暴躁，连他自己也承认，可事情一过，他就忘了。他深感这次来徐州不虚此行。李宗仁军事上的精明，政治上的敏锐，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位中国将领的话他并不完全赞同，但至少他的乐观、自信感染了他。来徐州前，因为国内总屡屡作梗，他曾心灰意冷地给国内的妻子写了信，诉说了打算离职退休的想法。但这一刻，他改变主意了。他要留在中国，起码他要看看中国人将在武汉能干出些什么。
1942年，当史迪威中将肩扛3颗金星来华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他对中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已是深信不疑了。当然，这是后话。
武汉大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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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一天天临近了。这一天对中国人，尤其是从北方逃难来到武汉的人，实在是刻骨铭心。虽然日本的飞机还是时常空袭武汉，虽然武汉三镇还像往日一样繁杂、混乱，但一股股抗日救亡的热浪却在冲击着失败的沮丧，在城中滚滚翻腾。
7月4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从1938年起，将每年的7月7日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中国又多了一个纪念日，一个记载着耻辱、激励国人奋起的纪念日。这在武汉、在全国，当时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冲击。
为唤起国人、声援抗战，也显示中共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支持，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党人领导政治部宣传厅，筹划在武汉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宣传、献金支援抗战的活动。
消息传出，立刻赢来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社会贤达的同声响应，国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支持。
很快，筹划活动进入最后阶段。一连数日，设在汉口日租界90号的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那幢灰色的3层小楼，终日门庭若市，热闹异常。
珞珈山上，蒋介石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对这次活动，他是默认的。
近一个时期，日本人越逼越紧。和谈上，由于坚持以蒋介石下台为先决条件，谈判已陷入绝境。军事上，日本人寸步不让。
7月4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命令，扩充华中派遣军编制。将华北方面军第2军拨归华中派遣军，并以华中军主力组成了第11军。40万日军将分别由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仰攻武汉。
条条路都被堵死，蒋介石自然也只能应战。他的态度复又强硬起来。
6月30日，蒋介石在武昌对英国《每日快报》记者宣称；“外传英、法、意、瑞典、瑞士等驻华外交代表均将来汉口，企图斡旋和平。但苟非将主权完全恢复，绝不欢迎任何国家调停。中国在政治上已全部统一，中国人民抗日之决心，亦与日俱增。”
蒋介石此番讲话，虽然是在外交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作出的，但却是实话。他要让国人、军队，让手下的文臣武将明白，此刻除战场上的较量外，别无选择。他要再次鼓起军心士气，在武汉外围的广大地域，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7月5日，在蒋介石授意下，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在《武汉日报》上撰文称：“目前的大武汉，政府要用绝对的力量来加以保卫，上自我们的蒋委员长，下至我们的一般民众，都是具有最大的决心的。已经屡次声明过，目前保卫大武汉之战，将成为我们对敌决战的开始，我们在这次大战中，要愈加消耗敌人的力量，击破敌人的主力。”
两天后，他更称：“今日武汉已成为第3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忾心，人人都下定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要的国防堡垒……”
政府的主战姿态、军民们心中对日本人的仇恨以及宣传厅、各救亡团体广泛的宣传，终于使武汉再次掀起一股炽热的抗日救亡狂潮。很快，这股大潮传向重庆、广州、西安等内地各大城市。7月7日，这股铺天盖地的大潮被推向了顶峰。
上午，蒋介石慷慨激昂的抗战周年报告已先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