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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长江中、下游地区又进入了酷热难当的盛暑，然而素以“凉岛”著称的庐山却仍是林木青翠、凉爽如春。蒋介石这时又上了庐山。这里他太熟悉了，无论当年的北阀，还是今日的“剿共”，江西对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每次赴江西，他除了有时在南昌呆些时日外，其它办公、生活地点一般都是选在云遮雾罩、充满神秘色彩的庐山。
10日午后，蒋介石信步出了居室，沿着牯岭街缓缓地向山上走去，几名侍从人员小心地远远跟在后面。今天，他像是有满腹心事，虽然步态还似以往那般沉稳，但却显得有些缓慢。他时而抬头望望四周，像是在欣赏雾中群山的温柔、美丽，可时而又低头陷入沉思，偶尔晃动着手中的拐杖，像是要驱走心里的烦恼。浮动着的轻纱一般的薄雾，使日照峰若隐若现。朦朦胧胧，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他也像处在幻境中，对过去和未来产生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困惑感。
自他投身革命以来，虽然曾经历过几次危机，但更多的却是取得胜利的成就感。然而这3年他却深感艰难。国内各军阀实力派此起彼伏的反蒋倒蒋尚未平息，国军对中共的几次“围剿”也出乎他预料地屡屡惨败，而日本人又借机在北方连连发难。尤其日本人，就像是一只窥视中国已久的饿狼，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了，趁地陷于中国内战而无法抽身时，不顾一切地扑向了中国大地。东北三省硝烟未尽，日军又杀出山海关，侵占热河，扼住平津，虎视眈眈地盯住了华北，真是得陇望蜀，丝毫没有止息的意思。这使得中国人心中对日本人仇恨和对他退缩的愤怒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中共和一般民众自不必说，就是国民党内部对他也有颇多指责。中国大地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蒋抗日怒潮使他感到了统治地位的震颤，感到了一种过去所未曾经历过的危机，也多少冲击了他早已埋藏在心里的战略步骤。以他本意，各军阀平定、国民党军政大权独揽后，下一个要征讨、剿灭的，便是他一直认为最妨碍独裁大业的心腹之患，中共和红军。前四次较量，他都大败而归。但他已从轻视中共。红军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要集中他的全部军力，与中共、红军进行一场生死较量。正当他为第五次“围剿”头几个回合得手而洋洋得意时，日本人却又在华北发难。江北半壁河山的危机，引起了全国各界排山倒海般的抗议狂潮，而他本人也不能坐视整个北方沦入日军之手。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曾在保定陆军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受过军事熏陶的蒋介石心里当然清楚，以他国民党现有的军力根本无法同时抗击日本和中共红军两方面的压力。这样，他必须在抗击日本和剿灭中共之间作出选择。
这种选择太令他痛苦了。两个对手中任何一个得势，都将对他的江山稳固构成致命的威胁，但他在一定时期内又只能树立一个敌手。此时如果放弃对中共红军的“围剿”，调集他的国民党军主力到遥远的北方去抗击日军，他认为没把握取胜。日本毕竟是个工业、军事上的强国，武器装备先进，作战思想领先。与这样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军事帝国正面对抗，国民党军必将陷入漫长的战争而无力自拔。即使他最后胜了，那也是两败俱伤。而中共、红军则可能坐山观虎斗，急剧扩大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来日终将成为他的心腹大患，这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更何况他认为初揽大权，根基尚未打牢。所以此时他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可不放弃剿共的话，就意味着要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不断地侵入北方，不断地践踏中国的主权。而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权力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逆流而行，他日后的道路上遍布荆棘、困难重重不说，甚至有可能被中国民众愤怒的狂潮所淹没，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使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苦思焦虑着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蒋介石毕竟不是凡夫俗子。他所以能在20年间由一个无名小卒，神奇地迈过他的许多旧长官，跃居中国第一人，叱咤风云一时，除了他能巧妙地驾驭机遇，政治上圆滑善变外，他那决不半途而废的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也帮了他的大忙。不论他少年时代对事业的追求，还是他后来顶住国内外惊涛骇浪般的冲击，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都体现了他的这一突出特点。就是日后被中共赶出中国大陆，他也时刻没有动摇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的决心。他的这种韧性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疯狂的执拗。
眼下，正是他的政治私心，和他剿灭中共的执拗，使他决定继续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他还是以剿灭中共为后快，对日本人则采取交涉、拖延的策略。
就在前一天的第一期庐山训团开学典礼上，身兼团长的蒋介石又一如既往前去发表了一通精神训示。他对这些身为高级军官的学员自然十分重视，他知道他们是成就他今后大业的栋梁，他更清楚眼下他们并非个个拥护他的政治主张。治人必须治心，治心方能正本，必须首先让他们明白中央的真实意图。
望着台下戎装笔挺、神采奕奕的学员，他颇有些激动，大声说道：“现在总有些人嚷着要和日本人开战。他们终不知，贸然和日本开战，不啻自寻灭亡。现在开战，日本真是只要3天，就完全可以把我国要害地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中国。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那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也太不知道敌人了。”
他顿了顿，望着台下虔诚、激动、惊讶、茫然，表情复杂的一张张面孔，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现在本党的中心，还是要安定内乱，共党不除，难以抗日。当然对日本，我们也绝不屈服，但要讲策略，要会周旋，我们的外交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
他的这番话倒也实实在在展现了他当时的思想，但有一句话恐怕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日本3日真能灭亡中国吗？日后蒋介石曾讥讽“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其实当时他就十分清楚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他知道中国要击败日本不易，可弹丸小国日本要灭亡中国也是难上加难。他所以夸大其辞，无非是想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借口，这不过是他政治手腕中的一个小把戏而已。
他的心里，时刻都没有忘记他的老对手，中共和红军，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摈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苏时，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发现：“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以他的话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还发现。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野心。这更坚定了他不与苏联、中共合作的态度。不合作，那就意味着只有消灭，他的政治观点历来如此。因而从这一天起，当时还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苏联顾问便成了他开始算计的潜在对手。日后，随着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权势的不断升高，他的这种观念日趋强烈，最后终于导致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屠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年后，正是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上了专制和恐怖的道路。历史捉弄了国民党，也把当时贫弱的中国更进一步引向了黑暗。
实际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潜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他并不怕那些军阀实力派，几年间无数次的较量，各路实力人物、英雄好汉都无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终是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对手。他对各军阀远交近攻、重金收买的手段曾屡试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却根本无法奏效。他明白这个具有自己的主义和信仰的组织如果发展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也要把这个强健的幼虎扼杀在摇篮里。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他曾公开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荒谬、反动得令人称奇，这仍是他的一种策略。日后无论他对两广的李宗仁，西北的冯玉祥、还是对曾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殊功的19路军，他都是置日本人于不顾，以剿灭共产党而后快。他那种由于中共的叛乱而干扰了其抗日的借口在他所做所为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前后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独裁统治决定了他只能走3年“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主义老路，他也不是第二个曾国藩而已。
1923年他仇视苏联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领土野心。但20年后，正是他为了使苏联干涉中共，确保他在中国的统治，竟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承认了外蒙的独立，犯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的罪恶。
眼下，看着他的数十万正规部队对红军的“围剿”取得初步胜利时，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灭红军，消灭中共，彻底地了却他心中的隐患。对日本人，他认为时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固后。在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去除后，再去会日本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