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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2日，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在此严重情况下，蒋介石认定日本必无满足之时，任何让步也不能满足东京的野心。遂于13日电示宋哲元，表示准备抗战的决心。他在电文中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对外界表明了他坚决抗战之决心。
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乎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屈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毅然悬崖勒马，决心抗战，决不投降，乃为国家之侥幸，民族之庆幸。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最后促使其下定抗战决心的，还有对西方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力量的期望。他一直认为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决不会坐视日本的侵略损害其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而定会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蒋介石虽已表示准备抗战决心，但从内心深处，他仍是心存顾忌，一方面他在考虑全面抗战对其自身统治的利害得失，还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对全面抗战的实行，仍有些惧怕心理。7月17日的谈话中，他仍呼吁日本能给予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和平解决。”
当然，蒋介石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他的和平解决，并不是要宋哲元丧失领土、主权，把平津让给日本人的那种和平，他是在坚持不失去对华北的主权的和平。如果连这点也达不到，那即是“最后关头”的到来。所以他一面准备坚决抗战，一面仍不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秒钟的和平呼吁。在17日的谈话中，他为和平解决提出了4条最低条件：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27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有任何的约束。”
不知是怕日本人不理解，还是借机对日本人提出警告，表明自己决不屈服的立场，他接着又指出：“这4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如果日本政府不考虑以上四项要求，留给他的，就只有抗战一途。
但受军部左右的日本近卫首相，非但没有表现出其家族对中国的友谊，而且辜负了日本万民希望他的政府能制约军部的重托。
从事件一开始，他就完全慑服于军部的高压，公然倒向了军部一边。近卫1月前上台组阁时留给人们的清新超脱之感，一夜间便被日军军刀的血腥气冲得无影无踪。
就在蒋介石17日发表讲话的同一天，日本政府向中国外交部送交一份照会，公然指责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调兵遣将，形成对日本的挑衅。
不但如此，甚至还要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严然以宗主国自居。
事已至此，蒋介石自然无法再抱任何幻想，遂命将此照会由外交部驳回。同时，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到军政部见何应钦，又对何公然进行威逼，威胁说中国派军进驻保定、石家庄，日本政府不能漠视；如果中国军队不从这些地区撤走，必然引起中日全面军事冲突。并说此乃日本政府对中国表示的最后友谊，并非威胁。
对于日方的要求，何应钦当即予以驳回，说：“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事态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日本武官杨言：“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有重大决议”，不打自招地道出其侵华野心。
7月19R蒋介石再次于日记中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书告既发，祗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余想矣。”痛苦几年，痛定思痛，蒋介石终于最后下定了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
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要抗战了。
如果说昔日东北三省的沦陷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今日日本人把战火燃向华北，燃向关内，就决不再是华北的问题。
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南京就要成为今日的东北和华北，蒋介石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南京中央政府就要倒台或成为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或民族观念考虑，都是至死难以接受的。
就蒋本人来说，不少史学家认为他从小就孤傲、倔强，从来不愿受人管束，今日又贵为一国至尊，要他对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称臣纳贡，他如何能接受呢？！加之他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和丰富渊深典籍的顶礼膜拜和坚深信仰，使其更具有东方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在蒋看来，泱泱文化古国，焉能臣服倭寇！他曾对斯诺说：“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日后谈及对蒋的印象时，称：“他（指蒋）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蒋介石具体体现了这种梗着脖颈的中国人的傲气。”
梗着脖颈的蒋介石为着自己的统治可能失掉一时的傲气和民族优越感，但当这一切的根本受到威胁时，他那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感情终将爆发出来，对这些，日本人过去并未真正领教过。
另外，从当时的情形看，蒋介石再想采取“不抵抗”政策，也为形势所不许。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看穿了日本侵略、灭亡中国的野心，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必须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红军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
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红军将士愿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奋勇杀敌。
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赴西安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商谈有关红军开赴平绥线担任作战任务的问题，并愿以一部兵力深入敌人后方游击，配合正面战场，“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地完成国家给予的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纷纷起来，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组织、战地服务团，捐款生产，慰劳伤员。
许多受国将领请缨杀敌，挥师荡寇，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抗日洪流。
蒋介石在日军无止境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外抗日呼声铺天盖地的势头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定操起平倭之剑，回击日本的野蛮侵略。
17日，国共双方开始在庐山举行谈判。
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语气悲壮地宣称：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抗战决心已下，但蒋介石心里丝毫没有轻松和振奋的感觉。
他面对的倭寇毕竟很强大，陆军属世界强国，海军列世界第三，空军虽未单独列出军种，但分在陆、海军中的数千架飞机足以使其跻身当时的世界前列。日本，当时在亚洲是令任何国家生畏的一只“倭脚虎”。
面对这样的对手，蒋介石难免发怵。但老虎要吃人，不自卫也没办法，他没有选择，因而只能操起当时尚未铸造完毕的平倭之剑。
早在1935年，蒋介石逐渐稳定了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后，眼见西方诸国纷纷套购中国银元，转嫁经济危机，遂在英国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废两改圆”用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