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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形势，毛泽东适时调整了我党的方针，将过去的“反蒋抗日”的提法换之以“逼蒋抗日”。对刚刚结束长征一年、处境并不乐观的中共来说，这种战略的转变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在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刻，这种提法无疑赢得了民心，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使国共对话迈上了新台阶，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带着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被放回了南京。
1937年早春，几条接踵而来的捎息掠过冰雪覆盖的中国大地，撩得人心沸腾，中国任人欺凌的沉沉死气的局面大为改观，人们都在猜测着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会议商计的核心问题是今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将采取的政策。
远在陕北的中共为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计，适时地为南京的五届三中全会送去了一份“厚礼”。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
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献出五项国策的同时，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首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以表明我党的诚意，（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这一电报的发表，几乎立即得到国民党内外广泛的赞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冯玉祥等知名人物踊跃发言，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响应和拥护共产党的五项政策。
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虽对中共仍有攻击诽谤之言辞，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放弃武力“围剿”的国策，采取“和平统一”的政治解决办法。从根本上看，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先机的话，那么国民党三中全会则是中共摆脱内战危机、走上抗日战场的关键。
从这一天起，中共再无须顾虑蒋介石穷凶极恶的斩尽杀绝，无须再为国民党军的大兵压境而忧心重重，中共完全可以扔掉负担，走上全面抗日的战场。渡尽劫波，中共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阳春3月，古城西安已送走了冬日的严寒，灞桥垂柳吐出了青翠。整个城市也像是刚刚告别了冬日的死寂，重又透出勃勃生机，忙碌热闹开来。这时节，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谈判人员又南下来到这里，参加国共合作具体事宜的谈判。
由于国共合作基调已在南京定下，所以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国民党谈判代表也并未提大多过分要求，相反，两党在不少问题上却取得了大体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见。第一轮谈判相当顺利。
3月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波于南京，杭州、庐山等地，开始与国民党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苏区等主要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
但在核心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国民党以统一为名，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苏区。
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数年“围剿”所没能实现的企图，对此，中共当然给予拒绝。
会谈在僵持中拖了下来，直拖到“七？七”卢沟桥事变。
8月13日，淞沪大战又在上海全面爆发。中国国民党军的精锐几乎悉数投入上海及华北战场。全国抗日呼声此时达到高潮，蒋介石情知此时再无与日本人言和的丝毫余地。
为早日把红军送上抗日战场，8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刻开往战场。
接到命令后，陕北各地红军摘掉红星，换上了过去被视之为敌军象征的青天白日星徽，昂然开入晋北战场。
9月22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当日，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继刊出中共早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原文。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历了数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在国家危难之秋宣告成立。
蒋介石一生中枪林弹雨闯过、官场诡诘处过，能容反对他的军人、政客，能容军阀、帮会，唯独容不下有坚定政治信仰的中共及其红军。今日老蒋连中共都能纳入，那么还有什么人、什么军队不能容。一时间，各地军阀致电中央请缨抗日者骤增。
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个替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好机会，9月23日，即正式宣布中共合法的第二天，他再次发表谈话说：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红军改编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来国内的一片赞誉、祝贺声，冯玉祥、李宗仁、张治中等一大批国民党著名将领发来贺电，对红军加入抗战行列表示由衷的欢迎，全国民众也对这支蒋介石多年来倾尽全力也无法剿灭的神奇军队，寄予了纵横抗日疆场的厚望。
浴血长城脚下：一命换一命
浴血长城脚下，汤恩伯的13军官兵高喊“一命换一命”，争相扑向日军。
1937年7月底，炎热的南京城热浪翻腾，暑气蒸人。
华北中日开战的消息，经新闻舆论界、救亡团体的几经炒作，热度更甚于有“火炉”之称的金陵古城。
国民党中央军第13军军长汤恩伯将军驱车行过城区、街巷，被车窗外一幕幕游行、集会、演讲及烫人的抗日标语感染了。身为中国军人，他感到胸中时时有股难言的冲动和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与自豪感。
上午，蒋介石亲自在军委会召见了他。
从蒋介石明显消瘦的脸颊和有些凹陷的眼窝，他猜测到蒋介石的神经绷得太紧了，从这点上，他也猜到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要跟日本人动真格的了，就像过去铁了心“剿共”而数次召见他时一样。
果然，在军政部次长熊斌布置完汤恩伯第13军的任务后，蒋介石打量了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年轻将军一阵后，开口道：“汤军长，眼前局势之紧张想必你也十分清楚。平、律不保，华北危急，倭军决不会止于平津之收获。其日后之战略，中央判定无非南下平汉线、北上平绥线，或两者同时兼顾。为此，、中央决意遏其扩张势头于华北。平汉线有国军数十师，唯平绥方向兵力单薄，要实现我“南扼沧、保，北守察、绥”之战略，先须守住南口。”
汤恩伯平时虽生性豪放，此刻却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蒋介石似乎看出了他的紧张，放缓语气招呼道：“喝水。啊，这个，喝口水。”
汤思伯机械地端起水杯，轻抿一口，听见蒋介石又说道：“13军曾转战察绥，南口、张家口地位之重要谅你也清楚。守住南口，则燕山、阴山无恙，察、晋、绥三省亦安；反之，若失南口于寇军，则放任关内、关外敌寇合流，向南威胁太原，向西瞰制包头。13军乃我国军之精锐，堪负重望，汤军长又是久经战阵之名将，今日在晋军协作下，只要能守住南口十天半月，俟我完成全局布防，则主动可得矣。”
蒋介石又是加压，又是打气，说得汤恩伯煞是激动。
当下，他响当当地向蒋介石保证道：“请委座放心，在下不才，当拼尽全力护卫阵地，完成委座重托。”
“好的，好的。汤军长，形势紧迫，你宜速返部队。记住，全军务必于8月初至南旧一线布防完毕，有什么事你可直接与我联系。”蒋介石最后交待道。
身衔重命，来自边塞的汤恩伯无心再览京城繁华，当晚便搭车回返，奔向第13军所在地——平地泉。别看杨恩伯五大三粗，关键时刻却是粗中有细。临行，他还拉上了两个名人，参谋总部的苟高参和当时声震京沪的名记者范长江。有这二人，军内、军外恐怕无人不知汤恩伯准备和日本人玩上一次真格的。
南口，位于长城八达岭脚下，当时虽是个仅有几百户人家的不大的小镇，但它却是进入察、绥的必经门户。
扼住南口，张家口即为安全之地。而南口——张家口地区，又是冀、察、晋、绥四省和阴山、燕山、太行山三山交界之地。占据此地，一可占据察哈尔，二可西进绥省、迂回大西北，三可洞开入晋大门，控制山西进而俯视华北大平原，如此战略要地无不为兵家所争。
对日军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原因。征服中国乃其全盘构想，征服平津、征服华北也不过徒扩大一块地盘而已。但如果打通绥察通道，使华北日军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