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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前进中的部队和补充弹药、粮秣的部队之间没有保持均衡的距离。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蒋介石的根据地。因此守备非常坚固，从上海到南京的重要地点，都配有蒋介石的直系精锐军。再加各地居民的强烈抗日意识，发挥了总体力量，协助南京的守备。虽然如此，战斗部队仍然按照预定计划进攻，但中国军队每次要退却时，都会破坏河川的桥梁，挖毁道路，在地面埋设地雷，阻碍日军的攻击。因此载有辎重的车辆部队就无法追赶得上。打机动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弹药和粮秣供给战斗部队。无弹药就失去战斗力，粮药未继，当然就会影响战斗力。向南京进攻的战斗部队，从上海附近出发五六天后，就和兵站部队的距离愈拉愈远。这时候，仅能做到战斗上不可缺少的弹药补给，而在粮食方面，就无法送到前线战士的手中。不论战斗精神如何旺盛，饿着肚皮的行动实在令人非常难受。此种状况持续下去的结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暂时休战，等待兵站部队赶上，一是继续前进到饿死为止。但是以永不退却的精神标榜的日军作战指挥者，却不让战斗部队休息，反而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征收命令。征收命令听来似乎报有道理，其实这与抢夺当地居民的粮食无异。过去也曾发生过征收行为，但是在下达征收命令以前，大家总是怀有罪恶感。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征收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以上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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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占领期间的暴虐行为。涌入南京的攻击部队，趁着战胜的余威。在街上放火烧毁民房，不分军民肆意滥杀，将俘虏大量地集体屠杀。而在扫荡残敌期间，为了扫荡战败的残兵，任意烧毁民房，连无辜的民众也一起杀掉。“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的范围如此的广阔，因此不能限定地说“只是在这里发生的事”。
日军于12月1日从上海出发，同月13日到达南京，17日举行入城仪式，这段期间，由大军团所做出的暴虐行为，可以说是超乎我们的想像之外。参加入侵南京的日军，做了许多受国际舆论非难的残暴行为。当时的高级军人曾辨解说：“因为参加攻击南京的军队是紧急动员的，所以官兵的素质很差。”其实这是应该负责任者将责任推卸到下级军官身上的一种卑劣的推托之辞。参加入侵南京的军队是现役、预备役干部，皆为战时动员的部队中最优秀的。而且他们大多数是从上海征调来的部队，并非为了入侵南京才紧急动员的部队。
说来好笑，在上海作战时，他们从未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罪行，但是同样的官兵参加入侵南京的战斗时，却做出遗臭万年的残暴事件。由此看来，“官兵的素质太差”并非正确的理由。当然发生这种事件的理由，是无法简单地一误涵盖，但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师出无名”。
本来下级官兵只是依照命令行动即可，但我认为他们就是不明白因为作战的目标何在，所以影响到战斗意识，甚至于降低了道义。这可以从上海之役得到证明，军人们在保障权益和保护侨民的目的下作战，所以没有非法行为发生。也许这并不能算是我所说的主要原因，但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前后共花费4个月的上海之役结束时，下级官兵们都松一口气，认为可以高高兴兴地活着回国。在阵地待了几天，他们听到令人兴奋的传言，内容是说：“根据可靠的消息，上海之役的预期目标已顺利达成，上海派遣军只须留下一部分人员担任警备工作，其余的大多数将在近日内凯旋回国。”
对事变缺乏认识的军人们都很信这项传言，尤其是有家眷的人，都很高兴写信向太太说：“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可能本年度就可以退伍。我想今年的过年，我们一家一定可以团聚火炉旁，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高兴持续不了多久又传来新的消息，指出今年可能有新的作战开始，而使得那些相信可以凯旋归国的人大失所望。这次的作战是为了入侵南京，因此必须展开长途远征。
南京是蒋介石的根据地，因此守备特别严密坚固，官兵们也预想此役可能是一场不亚于上海之役的激烈战。据说距离南京还有300公里，由地图就可知道离海岸很远。
要攻击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不但不是在收拾残局，反而会扩大事变，这样怎能凯旋回国呢？由于官兵们对凯旋归国的期望很高，因此失望也很大。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尽量相信可以凯旋回国，而盼望作战即将结束的传闻是谣言，在10月下旬真的下了项决定性指示。“上海派遣军最近就要展开新的作战行动。驻留期间尽量养精蓄锐，兵器、被服要好好保养整理，以免阻碍作战行动”。这个作战指示下达后，兵器、被服充分补足，又相继举行战备检查，作战开始已经成为事实。
从那时候起，官兵们都变得特别暴躁。作战一开始就会有百分之几的人丧命，也会有百分之几的人受伤，甚至高达百分之几十也说不定。伤亡的多寡虽然无法预知，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已经有伤亡的命运，因此显得自暴自弃。
“我们出征的目的，原来说是为了保护上海的日侨。为何上海派遣军还必须进攻到南京呢？”
“我以为好不容易就要回到妻子身边，如今又渡危险的桥。”
“上级长官都把我们军人的生命视为小虫一般。好像是消耗品。非得被装入白木盒子（骨灰盒）才能回到日本。”官兵们都如此地抱怨着。
后来每天都出去征收，晚上就拿出征收来的酒，一边喝酒一边对高级军官发出不平之鸣。
上海之没是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因此大家都认为下一次的南京攻略战，可能没有希望活着回来。有目的的战争总比较提得起劲来，如今不知为何而战，就像要走入黑暗的迷境中一般。
军人们都一致地显现出暴躁的情绪，但其中以内藤一等兵最为明显。他是中队里年龄最老的兵，家有妻小6人，被部队征召米的可怜虫。如果家庭生活富裕的话还好，但是过去他似乎为了养育妻女，每天当杂工，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经常担忧家中的生活状况，当初听到即将凯旋归国的传言时，他表现得很有精神，如今反而变成最可怜、最失望的人。过去表现很忧郁的他，突然像变成另一个人一般，脾气非常暴躁。
“事到如今，我不再乖乖地守规矩了，我已不是以前的我。我才不怕长官。”这样经常地说长官的坏话，变成令大家感到棘手的人物，他的暴乱行为特别多，队友们都加以指责，但我却一点也不怪他。内藤一等兵其实是一个过分老实的人。所以当他正陶醉在即将回国的美梦中时，突然又听到必须继续留下来作战的命令，精神受不了如此打击，因而性情大变。身为军人，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命令，被派往任何地点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内藤一等兵的心情确实有值得让人同情之处。虽然我以他作为例子，但并非只有他一人如此而已，其他军人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形发生。这些人都说：“我要随心所欲地行动，谁也不能管我。”所谓随心所欲地行动，就是比以军人处于更弱的立场的中国民众为对象，来发泄其心中的不满。在部队中身分最低的人，除了民众以外，再也没有谁的身份比自己低。由于上级军人的态度，造成他们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即使身份再低，既然生为一个人，都是有意识思想的，但是上层阶级却不表明目的，就将自己当成傀儡一般来操纵，实在太不应该。如果远征的地点不超越南京，而且战争的目的很清楚时，大家就不会如此暴躁。像这样，南京攻略战在作战行动开始前，下级军官的情绪都很暴躁，而“征收自活的命令”更是对它火上浇油。纵然没有“征收自活的命令”，他们也会随心所欲地行动，但是经上级下令去抢夺粮食以谋自活后，他们的罪恶意识就完全消失，而做出和强盗无异的行动，见到妇女就加以凌辱，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成为与盗匪一般无二的军人。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展成为空前绝后的残暴行为——“南京大屠杀事件”。
“征收”是强迫征收百姓存粮的一种强盗行为。原则上应该以相等的价格来购买，但是在战场上都没有这样做。在离开太仓附近前往南京的途中，我方首次知道“征收”是军事用语。
我所属的大岳队，向南京进击的经过路是从太仓附近开始出发，经由昆山—苏州—无锡—句容而到达南京光华门。经过昆山时，和跟随在后面的兵站部队联络就逐渐疏远，到了苏州附近则完全失去联络。
苏州近郊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源，苏州米的品质很高，这里是有名的大米仓，军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去征收，好不容易找到米饭后才放下心来。我也经常出去征收，当地的民家似乎都很富裕，每次侵入村庄后，都能满载而归。起初内心很不好受，一想到那些人为了渡过漫长的寒冬所储存的粮食彼抢夺后，不知会过着如何痛苦的生活，不禁感到内疚不已。瞧见那些躲在暗处的居民以仇恨的眼光偷看我们时，我恨不得早点逃离现场，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后，理性慢慢淡薄了，罪恶的意识消失了。后来征收行为受到禁止，取缔也严格起来。因此，为了湮灭证据而杀害证人残酷行为开始发生。以前大家都称强盗、强Jian、杀人等行为为畜牲的行为。我在过去的几场战斗中，曾经杀过几个人，但还未杀过无辜的百姓。因此我都自认为自己还存有人性，绝对不肯杀害民众。然而自以为有人性的我，进兵到南京附近的句蓉时，却杀害了无辜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