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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大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主要是用一种方法，也就是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日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肆意屠杀。其实，从屠杀的方式上看，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是把所有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结队地随时随地的屠杀，而且在屠杀之前大都对被屠杀者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摧残、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Jian、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屠杀方法包括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剜目割鼻、刺穿阴沪或肛门，真是五花入门，残酷之极骇人听闻。所以南京大屠杀应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疯狂的一次灭绝人性的暴行。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封建法西斯主义极端发展的必然产物。
早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幕府时期，武士封建主就逐渐形成军事独裁政权。到12世纪，日本封建主阶级中形成了武士阶层，在武士阶层的基础上，形成了军事独裁政权——幕府，天皇实际上成了傀儡，延续了近700年的幕府时期，奠定了武士阶层在日本统治政权中的地位，同时，武士阶层中形成的以效忠统治者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的野蛮的“武士道”精神，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精神工具。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统治阶级把这种“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封建忠君思想相结合，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
在“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和驱使下，无数日本青年成为统治者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成为这种“武士道”精神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惨死在日军刀下的义和团志士的鲜血、日俄战争中日军旅顺口大屠杀，直到抗日战争中日军南京大屠杀，累累白骨，笔笔血债，记录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发生了。
进攻南京，妄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是由日本当局一手阴谋策划的。松井石根则是这一阴谋计划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
众所周知，日本为实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野心，不断在中国制造“事变”，挑起战争。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13日，又制造了“上海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此期间，日本当局提出了“2周陷大同，1个月占山西，10天得上海，4周陷南京”，“3个月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确定了“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日本当局以为攻陷南京，中国便会丧失斗志。所以自然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南京。1937年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确定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便说明，在加强向华北进攻的同时，又策划在上海、青岛等地制造借口，扩大侵华战争。而上海是通向华中的门户，一旦被攻破，就“打开了通向中国首都南京的坦途。”
1937年8月13日，日军制造了“上海事变”。8月15日，松井石根对日本首相表示决心：“只要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1937年8月16日，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临时命令第452号》，其中就附有《上海及南京附近军事地志概说》。可见，日本当局早在攻占上海之前，就在策划对南京的进攻，并把进攻上海作为进攻南京的第一步。
具体分析一下当时的军事形势，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1937年7月以前，日军在中国境内的部队只有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7月7日挑起“芦沟桥事变”后，立即于7月11日决定，从日本调3个师团、从朝鲜调1个师团，前往中国。7月27日下令动员第5师团、第6师团、第10师团。3月31日，撤销中国驻屯军，编成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军和第2军。9月11日，组成上海派遣军。10月29日又编成华中方面军，下辖上海派遣军和新从本土调来的第10军。短短的3个月，日本便把15个师团投入到中国战场，华北7个师团，华中8个师团，兵力竟占日本准备动员30个师团的一半。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1月14日，属上海派遣军的第16师团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11月19日，第10军主力占领嘉兴。至此，松井石根的作战任务由原来的“保护侨民”变换成“挫败敌人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
“占领南京，迫使中国屈服”，这便是松井石根进攻南京的目的。怎样才能“迫使中国屈服”呢？那就是使用恐怖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日军首脑者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由于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一切结果，都是非常残酷和野蛮的，日军首脑者的意图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由此可见，攻占南京，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投降，这就是日本当局的既定方针。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就“悉知针对中国首都南京而策划的恐怖活动”。
松井石根完全了解日本最高当局的意图，他当时在日记中写道：“余须谨奉大命，全察圣旨所存，惟仁惟威，举所谓破邪显正之宝剑诛杀马谡。”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声言：“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由松井石根1937年12月7日“亲自起草”的“攻克南京城纲要”则进一步证明，他便是南京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他在该《纲要》中说：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
“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行扫荡。”
什么是“扫荡”呢？经过八年抗日、倍受日本法西斯之苦的中国人民，深知日军“扫荡”的含意。抗日战争中，日军把对中国人民施行极残酷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称之为“扫荡”。日本出版的《广辞苑》解释得很清楚：“扫荡——铲除敌人之意。”
中国军队投降被扫荡，不投降更要被扫荡。在日军的眼里，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
于1937年10月29日正式编成的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上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朝香鸠彦，第10军司令官为柳川平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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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101师团守上海外，华中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后，即策定兵分3路进犯南京。
12月1日下达攻击南京的命令。
12月5日，朝香鸠彦到达前线，听取了第16师团长中岛的汇报。中岛对他的上司讲：
“日军已攻破了南京周围所有环形防线，约30万人左右的中国军队大概就要全部被包围，逃不出南京城了。”朝香鸠彦听后，回到司令部“发出一连串由他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有‘机密，阅后销毁’的字样。命令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杀掉全部俘虏”正是日本当局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的具体体现。
从现在发现的历史资料看，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是执行得十分彻底的。师团一级部队中，有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的日记；旅团一级部队中，有第13师团第103旅团旅团长山田的作战日志；联队以下部队中，有当时的战斗详报。这些历史资料均无可置疑地证明：军以上司令部确有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而且各部队都传达贯彻了，将俘虏一批又一批地集体杀掉。
南京城12月13日失陷。日军进城后，即按着松井的作战纲要，开始扫荡。下边是中岛12月13日的日记摘抄：“扫荡俘虏”
……
“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16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其中有从镇江两要塞逃过去的人。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以收拾的程度。”
“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之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对1000、5000、1万之众，解除全部武器都很困难。唯一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为稳妥，这帮人一旦闹事，将难以收拾。”
“故而用卡车增派部队，对其进行监视和引导。……”
“据知，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7，000～8，000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
“处理掉这7，000～8，000人。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定把他们先分成100人、200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理之。”
师团一级指挥官都说是上级的方针，并带头执行，为“处理”俘虏而绞尽脑汁，这就有力地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犯罪。
日军就是以捕杀俘虏为名，挨家挨户捕杀居民、闯进国际难民区对难民进行“甄别”、“审查”，诬难民是俘虏，成批成批地抓捕，然后将我同胞集体杀掉。中岛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