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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放学后，达摩按卫老师留下的地址找到他家。卫老师的家在他学校附近一条小巷里，走到一个大杂院门前，就见卫老师在门口站着等他。卫老师忙说，我怕你找不到呢。达摩说，我知道这里，我们有同学也住在这条巷子里。卫老师便将达摩领进自己的家。大杂院住了十多户人家，杂乱得很，卫老师的家在后院一角。进门后，达摩发现这哪像一个家呢？昏昏暗暗的一间房，外面隔出一小半做厨屋，一只煤炉，架着一只没洗的铁锅，一张矮桌，断着一条腿，靠墙用砖垫着，上面杂乱放着碗筷油盐，地上几根萝卜，已经发黑。里面半间更暗，进去后，卫老师便开了灯。达摩一看，用一句成语来说，叫家徒四壁。一张木板床，用两条长凳架着，后墙有一扇窗子，又高又小，窗下有一张小条桌，一只方凳。再就是一只藤书架，上面有一些书刊，有几摞作业本。地上有一只大木箱，是用糙木板钉的包装箱一类。大木箱上放着一只质地做工都很好的牛皮箱，电影里，有钱人上船时提着的那种，与这个家的环境很不协调。
卫老师叫达摩在方凳上坐下，自己坐到床沿上。卫老师拿出几本《红旗》杂志给达摩说，我用这个换吧，还是新的。达摩收下《红旗》，就准备走了。
卫老师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本书？
达摩摇摇头。
卫老师眼睛放出光来，神秘地说，这上面有我的Chu女作呢。
说着，卫老师就翻开叠出一角的那一页，指着上面的作者名字说，这就是我。
达摩凑过去一看，是一个叫“斯卫”的人。
卫老师说，这个斯卫就是我。那一年我十七岁，刚上大学一年级。这篇文章，叶圣陶先生还亲自给我修改过。卫老师接着说，这事你要保密，别对人家说。然后，卫老师又问达摩看过哪些书。达摩就给他说了一些。魏老师一边听一边说，好啊好啊，你这么小的年纪，看了这么多书，看书好啊。然后又说，谁谁谁的书不要看，什么什么书也别看。
达摩问为什么？卫老师说，不好，没意思，误人子弟。然后说，哪些哪些书要看，谁谁谁的书要看。可惜，我那些书都没了，不然我可以借给你。
卫老师说的那些书，那些人，达摩隐隐约约记住了一部分。文革第二年，无政府主义了，学生便去抢图书馆，混乱急迫中，当年卫老师给他说到的那些书名人名，让他抢得的书质量都很高。这使他日后的读书生活少走了许多弯路。
此后，卫老师每到陶陶斋来，若遇上达摩，一老一小便会聊上一阵子。卫老师不像达摩学校的老师，他说的话都很新鲜，达摩听了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达摩见了自认为卫老师会喜欢的书，也会给他看看。
12
说话间就到了1966年夏天，也就是革命小将沿街扫四旧陶陶斋老职工冒险荆楹联的后几日，那时学校已经不上课，一心一意闹革命了。达摩刚上初一，在学校里啥都不算，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就落得个自在，便四处游逛，四处看热闹。
一日，在一条大街上，见到浩浩荡荡一支大队伍开了过来，大红旗，小彩旗，横幅，语录，领袖像，口号声，战歌声，乒乒乓乓咚咚锵锵的敲打声……用一句作文里的话来形容——街道像一条五彩的河。等那游行队伍走近，才发现中间还夹着一支奇特的队伍，一个个剪了头发，抹了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纸牌牌，上面写着各种字样：封建把头，逃亡地主，交际花，资本家，CC特务，妓女，流氓，坏分子……根据个人不同的身份，身上还有许多装饰物，资本家脖子上系了几十条皱巴巴的领带；交际花脚上穿着高跟鞋，前胸后背也挂着高跟鞋；逃亡地主胳肢窝里夹了一卷纸，上面写着“变天账”；CC特务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歪戴大礼帽，鼻子上架副黑墨镜……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锣鼓镲钹一类响器，也有的就拿脸盆痰盂，敲一下，喊一声，我是张某某，我是不法大奸商！我是王某某，我是一贯道分子……各喊各的名字与身份。两旁的队伍，就喊打倒他们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情此景，达摩曾在几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电影里见到过，没想到现如今能看见真格儿的。游行队伍走着走着，达摩就看见了卫老师，他也在中间那一溜，胸前牌牌上的字又长又特别：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动骨干分子卫立文，“卫立文”三个字很大，每一个都打上了大红叉。那时达摩对胡风集团知之甚少，只隐约记得儿时见过一些漫画，胡风光脑袋，太阳｜穴上贴着狗皮膏药，屁股后面挂着一把小手枪，手里抱着一支硕大的笔，笔尖尖上滴着血……该是一个阴险狡猾亦文亦武的特务之类。没想到这温文尔雅近乎迂腐的卫老师竟是这一类人，还是骨干。八月骄阳似火，达摩却打起寒颤来。再看一眼卫老师，面如死灰，眼光呆呆地透过镜片只盯着自己的鼻尖，他一手拿根柴火棍，一手提只铁锅——就是达摩在他家厨房见过的那只铁锅——一下一下敲着，锅底已经敲出一个洞来，声音就沙夸夸的。
从此以后，卫老师再也没来陶陶斋买特级香片了。
13
达摩再一次见到卫老师，已经是五六年以后了。那时，达摩已经在广阔天地的泥里水里摸爬滚打了三四年，早已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汉子。只是读书的嗜好一直没改，而且近乎成癖。由此还结识了几个书友，有的在一个公社，有的在外县，还有在城里的。历尽磨难，阅尽人世，也早已不是少年时那样，单纯得将一切看得如童话般美丽。此时的读书，已不是少年时代的好奇求新，而是渴望寻找一些生活的答案。几个人在一起，便会把书中读得的感想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或思辨，或质疑，或彷徨，或慨叹。偶尔也会写下长长的信函，互相探讨一些问题。
那一年春节，达摩回城探亲。几个友人聚会，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成为马哲理论家的毛子。毛子说，带你们去见一个人。达摩问什么人？毛子说，一个高人。你去见了就知道，上过毛选的。问为什么上毛选？毛子诡秘一笑，却不作答。大家心里多少明白了毛子说的是个什么人了。
跟着毛子走进一家大杂院时，达摩发现，这不就是卫老师卫立文的住处么？果然，毛子就敲了角落的那扇房门，出来的，正是卫老师。卫老师见一下来了三五个人，有些警惕，毛子说，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有几个我原来跟您说过的。卫老师就将他们让进屋去。屋里的一切几乎都没变，就是多了几张可以收放的小马扎，看来这儿还是一个常有聚会的地方。
一直到大家坐定，卫老师也没有认出达摩来。也是，眼下这个又黑又壮的汉子，和当年那个文静矜持的小男孩，已是判若两人。
卫老师和毛子寒暄几句后，达摩说，卫老师，还认不认识我？
卫老师打量了一下说，面熟。
达摩说，特级香片。
卫老师惊喜地叫起来，啊呀呀，陶陶斋的那个孩子？
达摩笑笑。
卫老师说，我跟你说，那本《中学生》又没了，被抄去了，还成了一大罪证。
见毛子几个一脸诧异，卫老师和达摩你言我语地讲了当年他们的那一段交往。毛子对达摩说，没想到你这么老的资格啊。达摩说，我那时不懂事，也不知道卫老师是谁。达摩几次想说起那一次游行的事，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那天说了许多话，大多与时政有关。达摩记住了一句，谈到中国前途命运时，卫老师说，体制的问题。这句话，差不多二十年后才渐渐公开成为一句时髦语。达摩没想到的是，当年那么温顺嗫嚅的卫老师，如今说话却如此口无遮拦。
达摩说，卫老师，您变化很大。
卫老师笑笑，原来还有幻想，也真的以为自己有罪，现在不了。
回去的路上，达摩问起卫老师的情况。
毛子奇怪地说，你不知道啊？我们省有名的理论家啊，有一段时间，还当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到过延安，南下来的。你到图书馆翻翻五十年代初的报纸杂志，大块大块的文章都是他的。你白跟他认识这么多年啦！
后来，达摩和毛子又单独去过几次，越谈越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达摩后来对父亲说起卫老师，父亲说，我说怎么就一直没见他来买茶叶了呢。一次达摩和毛子去看卫老师，父亲让达摩带上二两特级香片送给他。
卫老师谢过之后说，我不喝茶的。
达摩问，那为什么当年要买特级香片？
卫老师听了，良久不语，脸上有戚戚之色。达摩不知其间有什么隐情，有些窘迫，刚想将话题引开，卫老师就说了。
卫老师说，五五年，突然就把他抓了，单独监禁，让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交代反党活动。接着就把他家抄了，抄出几封他给胡风的信的底稿。那信都是解放前几年写的，好像还是抗战时期，当时胡风在桂林办一份刊物，信的内容是投稿，还是探讨理论问题，已经没有印象，反正这就是铁证了。加上一些其他问题，他当然就一垮到底了。坐牢期间，发妻与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调到远方，连去向也没告诉他。他说，在那之前，他正是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时候，不要说自己的夫人，就是周边许多年轻女性，也都将他宠得什么似的，哪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屡屡觉得生不如死。他也听说有人走了这么一条路，只是关押期间，看管很严，找不着下手机会，也没有条件。关了一年多，说要发配到郊县监督劳动。他想，这样自己就有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机会了。
下去之前，单位里开了一场批斗会为他送行。会场下面坐的，大多数是他的下级，以及他管辖的一些文化艺术单位的人，他们许多曾是他的崇拜者，每次只要他作报告，都可以看见一片热烈得让人感动的眼光，还有发自肺�